admin 据悉，美国海军“亚利桑那”号战列舰(BB-39)是珍珠港事件中被日军完全摧毁的舰艇之一。
美国著名的《二战》杂志曾经采访过“亚利桑那”号战列舰的幸存老兵唐纳德-斯特拉顿（Donald Stratton），通过他的回忆，向世人展现珍珠港事件前后美国海军水兵的服役经历。《二战》杂志：“亚利桑那”号战舰1916年10月服役，是一艘重达31000吨的庞然大物，舰员多达1700多人，对于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红云镇的人来说，这一定是一个非凡的景象。你对这艘船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斯特拉顿：我们在普吉湾海军码头上操练军舰，舰上有那么多软管…盐水软管，焊接电缆，甲板上的东西很多。他们把我们带上船，把我们分配到不同的部门，每天晚上，当电焊工在船上工作时，我们就在附近站着防火值班。我记得当时在想，“哦，天哪，这真的不是我所期望的。”
但是随军牧师托马斯-L-柯克帕特里克上校对我说：“事情并不总是这样……我的朋友，当我们出海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大的不同。”
果然，我们做到了。在造船厂呆了几天后，他们把她放在干船坞里。我们得把两边都擦掉再刷一遍。对我这样的一个平原长大的人来说，看到战舰从水里出来，觉得真是太壮观了。我被吓到了。
《二战》杂志：你在军舰上被派往哪个部门？职责是什么？
斯特拉顿：第六分部，负责左舷的甲板。在美国海军，右舷总是分配给奇数分部，左舷是偶数分部。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清洗军舰上，我们得在甲板上维护，保持一切正常。
我们的甲板上有两艘15米长的摩托艇，两艘12米长的小艇。我被派去打扫前桅，那里有个烟囱，烟尘会聚集在院子和前桅的油漆上，我得把它擦掉。
《二战》杂志：1941年1月，你的军舰完成了改装，1月23日启航前往夏威夷，当时你对去珍珠港感到兴奋吗？
斯特拉顿：当然，那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我以前从没去过那里，很多人从来没有去过那里，入学我们只能谈论夏威夷那里发生的事情。
《二战》杂志：保持战舰的整洁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在去珍珠港的航行中，全体船员一定都很忙吧？
斯特拉顿：是的。我们有日常的职责，让我有机会熟悉船上的一些武器装备。军舰上有一门133毫米口径的高射炮，我负责操作它，练习装弹和射击。实际上我们从没有开火，只是练习装弹。炮弹都是固定弹药，重量大概有三四十公斤。装弹员必须把炮弹装进炮尾，然后关闩到位。我负责火炮瞄准，战斗位置在前桅的指挥室。
《二战》杂志：1940年5月，美国太平洋舰队在战争的威胁下从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佩德罗转移到珍珠港，这是当时美国拥有的最大军队集中地，部署了8艘战列舰、3艘航空母舰和数不清的巡洋舰、驱逐舰、小型船只停泊在珍珠港。场面一定很壮观。
斯特拉顿：非常令人印象深刻。我们进来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船员都在甲板上看。这地方郁郁葱葱，我对家乡沙尘暴的记忆依然十分清晰，当时我就在想，家乡的人们根本不会相信有这么美的地方。
《二战》杂志：你想到过与日本会跟美国开战吗？
斯特拉顿：我想没人真的想到。我想我们得到的第一个线索是，我们进行了几个月左右的演习，他们每天只允许我们喝五加仑水。我们想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必须实行给水配给时会发生什么。
编者按：从这段采访中，我们似乎找到了美军事先已经得知日本要偷袭珍珠港的证据：连续几个月的演习，和每天只允许喝五加仑水。包括我们以前在战史中研究过的，日本偷袭珍珠港当天3艘航母都恰巧不在港口。当然，美军是否事先已经得知日本要偷袭珍珠港是千古谜团，斯特拉顿的话可能让人更愿意相信美军事先是知道的！
《二战》杂志：军舰上的工作通常很早就开始了，即使是在星期天。1941年12月7日你是怎么开始你的一天的？
斯特拉顿：我的住处就在左舷，有四个营房，起床号响起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打扫完卫生后，我在7点左右去吃早餐。大部分工作人员都穿着短裤和T恤衫。那是当时的制服，除了海军陆战队和船员。早饭后，我去医务室看望我的朋友哈尔-纳尔逊。
编者按：哈尔-科普林-纳尔逊，一等水兵，是当天上午在“亚利桑那”号上死亡的1177人之一。
《二战》杂志：你和哈尔的关系怎么样？
斯特拉顿：他只是第六分部的一名水手，一直和我一起用焚化炉烧垃圾，每个人都被临时指派了这些工作，通常持续三个月。哈尔和我分到了一起。
《二战》杂志：你能在袭击开始前去拜访哈尔吗？
斯特拉顿：没有。我刚从船头的餐厅走出来，就听到水手们的叫喊声。我看了一眼，他们都指着福特岛，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飞机。然后我看到了不是潜水塔就是福特岛上的水塔。飞机在俯冲，我们可以看到机身上的太阳旗，然后我们看到炸弹在到处爆炸。我问自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二战》杂志：日本在早上8点开始进攻。当你意识到这不是演习，你做了什么？
斯特拉顿：我转身朝我的战斗站跑去，那是舰桥上的一层甲板。我先上了梯子，到了无线电棚屋，从那里顺着梯子到了舰桥上，最后又到了空中控制平台。我一定很快就到了，因为全船战备部署警报响起的时候我已经到了。
《二战》杂志：你终于遇到了敌人，你在战斗站都做了什么？
斯特拉顿：指挥室里有一个炮兵军官，我们向舰员发布空情消息，我的工作是把炮兵军官说的任何话都按在我面前的仪表盘上，然后把估计的坐标发给下面的炮兵。一旦坐标设置好，机组人员就会把炮切换到自动，这样它就会指向目标方向。我负责4门高炮。
《二战》杂志：船上有很多炮。你们有多少人操纵它们？
斯特拉顿：右舷也有一名主管军官，士兵的数量也一样。水手们用双筒望远镜观察飞机，火炮军官还要指挥355口径的舰炮是同一级别的。战斗站大约有50人，右舷人数也差不多。
《二战》杂志：你开火了吗？
斯特拉顿：是的。一切都发生得很快，我没有太多时间思考。我们开火了，每门炮后面的弹箱里只有50发弹药，我可以看到一些工作人员不得不把箱子上的锁撬开才能装弹。我们向飞机开火，几乎都射向了日本人的高空轰炸机。我们知道12.7毫米高射机枪负责敌人的鱼雷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我们想击中高空轰炸机，但我们没能做到，炮弹在到达飞机的高度之前就爆炸了。
《二战》杂志：大约凌晨2点30分，“亚利桑那”号的2号炮塔前被一枚800公斤的穿甲弹击中。炸弹穿透甲板，几秒钟后在前进弹药库爆炸。随后的爆炸摧毁了军舰，前桅和前桅上部结构开始倒塌。你还记得这次爆炸吗？
斯特拉顿：我们之前被击中过一次，在3号炮塔的尾部，炮塔从侧面弹回。一枚穿过后甲板，没有爆炸。然后有一枚在击中右舷，爆炸声很大，就像地震一样摇晃着军舰。然后突然发生了一次更大的爆炸，几乎把军舰从水里掀了出来，然后又沉了回去。一团火球飞到200多米的高空，大火吞没了我所在的前桅和船头。
《二战》杂志：指挥室内部发生了什么？
斯特拉顿：指挥室让我们感到不安，就好像我们在地铁里一样。我一苏醒过来，就想躲在一些设备下面，以防起火，但我还是被烧伤了，火正好扑向指挥室。
《二战》杂志：你和其他人有没有试着逃生？
斯特拉顿：不，我们呆在里面是为了得到一点保护。指挥室有几个人跳了出来，我再也没见过他们。
《二战》杂志：你多久才出去的？
斯特拉顿：当火渐渐熄灭的时候。一阵海风把烟吹走了。消防指挥和我下了站台，所有的甲板、所有的东西都是炽热的，我们不能躺下也不能坐下。
《二战》杂志：你是爆炸中仅有的两名幸存者之一。你受伤了吗？
斯特拉顿：是的。我知道我被烧伤了，而且非常痛苦我的腿从大腿一直烧到脚踝。我的T恤衫着火了，后背、胳膊和左边身体都烧得很厉害，脸也烧得很厉害，头发都烧掉了，耳朵的一部分也不见了。
《二战》杂志：你能看到军舰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吗？
斯特拉顿：（停顿）我什么也不想说。太可怕了，我都不想说。
《二战》杂志：你能活下来真是奇迹，你怎么下船的？
斯特拉顿：“维斯塔尔”号的水手乔恩·乔治扔给我们一根吊重的绳子，然后再把另一根绳子系在上面，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自己拉到安全的地方了。我快被烧死了，我记得当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我抓住手臂上的皮肤，像一只长长的袜子一样把它扯下来扔到甲板上。
《二战》杂志：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样跨船逃生也一定很困难。你是怎么做到的？
斯特拉顿：嗯，你知道，你在10多米的高处，你下面的水着火了。我没有太多的选择，所以我开始把自己拉过来。上帝，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
《二战》杂志：你知道船上有没有其他人用这条生命线到达安全地带？
斯特拉顿：我想只有六个人，我不是第三个就是第四个，另外两名舰员当晚因伤势过重死亡。
《二战》杂志：你还记得那群人花了多长时间才过关吗？
斯特拉顿：不，我完全不知道。“维斯塔尔”号比我们的船要低，所以我们走的是下坡路，“亚利桑那”号开始下沉了五六米，我们的位置稍微下降了一点。军舰继续下沉，当我到绳的中间时，我需要向上爬了。最后七八米是最难的。
《二战》杂志：当你最终登上“维斯塔尔”号时发生了什么？
斯特拉顿：没什么。我们只是挤在一起一会儿。他们正在想办法把我们从船上送到岸上的医院。我们在那儿呆了很长时间，最后被带到码头。
《二战》杂志：到码头后你做了什么？
斯特拉顿：他们把我们放在一辆露天卡车里，送到岛上的海军医院。
《二战》杂志：尽管你受伤了，你还是在照顾自己。医院的情况好转了吗？
斯特拉顿：有点混乱，但工作人员组织得很好。当他们终于找到我们时，他们做得很好。很多人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二战》杂志：你的伤势有多严重，你接受了什么类型的治疗？
斯特拉顿：我70%的身体都被烧伤了，得到了他们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治疗，有很多磺胺类药物和吗啡。问题是我们被严重烧伤，护士无法分辨谁注射了吗啡，谁还没有。最后，一些护士想出用唇膏来标记我们，她们会给你打一个“X”，然后记下打了几次。
《二战》杂志：你在医院治疗了多久？
斯特拉顿：我们刚接受治疗不久，就有人走进房间说：“你们中有些人要去美国。”“我去”，我喊道。“不”，他回答说，“我们认为你做不到，你的身体还不够好，做不到。你可能活不下去了。”
《二战》杂志：那你留下来了吗？
斯特拉顿：不。我告诉那个人我可以让事情变得简单。“好吧，”他对我说，“如果你能在我们换床单的时候站起来，我们会考虑的。”所以他们换床单的时候我站了起来，尽管我已经很久没起床了。他们把我送回美国。我是在圣诞节到达的，被送到加州马尔岛的海军医院的烧伤病房。我很高兴回到美国，我们都是。我记得我们圣诞节晚餐吃了豌豆和其他东西。
《二战》杂志：你在马尔岛的待遇怎么样？
斯特拉顿：他们给我用了很多抗生素，用盐水给我洗澡，帮我去洗手间。四个护士拉住床单的4个角，他们会把我抬起来放在一盆盐水里。第一次有点难，但两三次之后你就会开始期待了，尽管仍然很艰难。我不能动。我无法养活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他们在我的床上盖了一个顶棚来保温，但不能用毯子，所有的烧伤都要暴露在空气中。
《二战》杂志：病房里有多少人？他们都来自“亚利桑那”号吗？
斯特拉顿：我不知道有多少张床，大概有20张，床位都住满了。不过，伤兵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只是我的船。
《二战》杂志：你在烧伤科待了多久？
斯特拉顿：大约九个月。后来我被转到加利福尼亚州的科罗纳的海军疗养酒店，条件很好，有高尔夫球场、游泳池和矿泉浴。我能站起来四处走动之后，享受了这些。当我第一次上秤的时候，我的体重是83斤，珍珠港事件那天早上我的体重是160斤。
《二战》杂志：你在马尔岛或科罗纳的时候，你的家人能来看你吗？
斯特拉顿：不，事实是我不想他们来。他们以为我被烧死了。对我父母来说，这是很不公平的。他们先是接到通知说我阵亡了，后来终于接到通知说我在医院，但被严重烧伤了。
《二战》杂志：你康复后恢复服役了吗？
斯特拉顿：1942年9月我出院了。我整个左边都有点残废，左臂和左腿都很糟糕。不过，在回家一年多后，一切都很好，所以我决定回到海军。我在征兵委员会有几个朋友，他们签了我，海军把我送到奥马哈。
《二战》杂志：你为什么想回到海军？
斯特拉顿：家里没什么事，工作和我毕业时的1940年没什么不同。你知道，也许还有一点想要报复。1944年1月我去了新兵训练营，在营地表现很好，他们希望我留在那里，但我想回到大海。他们把我送到金银岛，在“斯达克”号驱逐舰（DD-406）上当了一名下士炮手。
《二战》杂志：和大多数在太平洋作战的军舰一样，“斯达克”号驱逐舰在途中停在珍珠港，当你路过“亚利桑那”叼的遗骸时，你感觉怎么样？
斯特拉顿：嗯，这只是其中之一。我有点激动，即使现在我想起来，我还是这样。这真是一段回忆，一段悲伤的回忆。
《二战》杂志：你要去战区打仗了，考虑到你经历过的一切，你有没有担心过？
斯特拉顿：我没想那么多，这只是你在海军、陆军、海军陆战队时做的事情之一。我参加很多次登陆，包括攻占新几内亚，两次是在菲律宾和冲绳。
《二战》杂志：你在船上的时间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吗？
斯特拉顿：我在船上的时候，我们和潜艇有过几次接触。有一次，当总指挥室的响起警报时，我从铺位上跳了下来爬上甲板，我的脸正前方有一道大闪光。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哦，天哪，我们又被击中了。当时有点吓人，当我冷静下来后，我发现是发射管射了一枚深水炸弹。
《二战》杂志：美国驱逐舰在冲绳行动期间相当忙碌，支持登陆，并为舰队提供警戒。几艘船遭到神风队的袭击。你觉得怎么样？
斯特拉顿：我们在冲绳和日本海军打了好几天，神风队让我们损失了不少驱逐舰。我们的雷达会联系进来的飞机，联系其他船只，告诉他们这里发生了什么。我们活下来了，但我记得神风队一晚击沉了四五艘驱逐舰。
《二战》杂志：这一切对你来说是怎么结束的？
斯特拉顿：1945年10月，我被转到电动液压学校，1945年12月4日除名退役。我在战争中看到了一切，我回想起来时可能会很兴奋，但我似乎只记得其中的一天。没什么可做的了——战争结束了，我们离开了美国海军，该做些别的事情了。
《二战》杂志：你在海军服役的近四年里，有过相当了不起的经历。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你还会经常想起那场战争吗？
斯特拉顿：我每天都在想，我对日本人民没有敌意，但我不能忘记发生了什么事。当我去参加聚会时会遇到日本飞行员，他们问我是否能到那里和他们握手。我不这么做，我永远不会那样做。
你必须了解我的立场，我们那艘船上有一千多人，我肯定他们不会那样做，我也肯定他们不想让我这样做。我知道我很幸运能在这里，但是我忍不住想起那天发生过什么，有多少人丧生。现在船上有多少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员甚至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死了，是谁让他们死了？对于人们将要忘记的事情来说，这似乎是一种可怕的、可怕的生命浪费。现在有很多美国人不愿意为自由而战了。
1941年12月7日上午，“亚利桑那”号沉没，共有1177人丧生。袭击开始时，334名船员在岸上幸存了下来。唐纳德·斯特拉顿在船上仅有的六个幸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