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美国当地时间5月16日，世界著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去世，享年102岁。
贝聿铭最著名作品包括法国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而封笔之作则是回到中国，孕育了“苏州博物馆”。贝聿铭的一生70多件作品，公共建筑、文教建筑占了绝大多数，给世界文明留下了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深刻印记。而他自己就像一根竹子，有韧度，也有风骨，懂得在困境面前弯腰，又能够完满坚守底线，达成目的。这是家族给他的智慧，也是中国给他的智慧。
1917年生于广州的他，祖上为苏州望族。
从小在苏州园林狮子林中玩捉迷藏长大的贝聿铭，在他身上有许多“冥冥之中”的注定，比如他晚年还会用广东话念唐诗，不仅设计了汶川地震玻璃纪念碑，还参与广东援建的汶川映秀青少年活动中心设计；耄耋之年能在少年时期的故乡苏州设计苏州博物馆新馆；父亲贝祖诒是有名的银行家，亲手创建香港中国银行总部，没有子承父业的贝聿铭却在花甲之年承接了设计香港中银大厦之托。
人们称贝聿铭为建筑设计界的“奇才”“现代派设计大师”，这绝非溢美之词。
他的设计遍布世界各地，美国成为他的事业起点，项目遍布中美法德等全球各地，但他在《筑梦天下》说：“对我来说，中国印记从未完全消失。现在我在美国住了七八十年，仍然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不是很怪吗？我给了自己新的外表，但内心的一切早就存在了。”
永远的中国印记
贝聿铭出身苏州望族，清朝乾隆年间已是苏州四富之一。世界文化遗产的狮子林便是他家的祖产。
贝聿铭1917年4月生于广州，长于香港。直到年迈之时，也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比如他喜爱韩愈的散文与诗，更爱陶渊明的文章。“如果要我背一段唐诗，我只能用广东话。”
每逢暑假，贝聿铭必回乡探亲，常与同族亲们在园中玩耍。传统中式园林特有的假山、池塘、窗棂、流水让他心中自幼便种下了建筑之美的种子。
1918年，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诒创立了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当时贝聿铭才1岁。10岁时，贝聿铭跟随父亲贝祖诒来到上海。当时的上海是远东第一大都市，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他都能看见正在建设中的上海国际饭店平地起高楼。不知不觉间他被这座拥有24层楼高和二百多个房间的“远东第一楼”深深迷住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高度，我被它的高度深深地吸引了，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想做建筑师。”
贝聿铭不仅仅是嘴上说说，他甚至开始自己研究这座楼的设计，还像模像样地画了几张图纸。
1935年，家国动荡，18岁的贝聿铭被送出国去。
怀着有朝一日盖出自己的国际饭店的梦想，18岁的贝聿铭登上了柯立芝总统号邮船，远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系，不过他对当时过于传统保守的宾大建筑系颇为失望，仅仅两周之后又转学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师从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教授。
在他最年轻的时候，正是中国最为风雨飘摇的时候。也正因为这样一个转折，贝聿铭经历了他同时代其他西方建筑师所不曾有过的“生命体验”。
提及那段童年经历，贝聿铭仍会感慨万分：“那时对于新世界的强烈期待掩盖了一切悲伤，对于未来的冒险，我无限向往并充满好奇。我感到自己是多么的幸运，能有机会去目睹一个新世界。”
这个关于建筑的新世界，也成为了世界的一个新视觉。
多年后，在一个访问中，贝聿铭说道：“有人问我中国对我的影响，是有的，有些人到了美国大大改变，有些人则一成不变，我则是在中间，有些改变，但是我以中国为根，长出西方的枝叶。”
事实也如此，贝聿铭的心从未离开过中国。
1940年，贝聿铭以优异的成绩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身为长子，贝聿铭的第一考虑就是马上回国，但是抗战的爆发，父亲贝祖诒被迫将银行搬到了重庆。贝祖诒给儿子写信，建议情况好转时再回来。
为了谋生，贝聿铭开始在波士顿一家工程公司工作，在那里，他做了各种与工程有关的项目，这也为他后来的职业生涯带来不小的影响，成为他后来作为建筑师的一种营养资源。
1942年春天，在与相恋了4个年头的陆书华（英文名叫Eileen Loo，很多书籍在介绍她时根据她的英文名而译成“卢爱玲”）毕业后第五天，他们就举行了结婚典礼。之后，在普林斯顿时，贝聿铭与陆书华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名字颇有意味地取为“定中”。
1945年初，贝聿铭和太太回到剑桥，在离哈佛校园很近的地方，租了一套很小的带花园的公寓。他们在小花园里种满了来自中国的四季豆。贝聿铭还自己做了一个长长的木质唱片架，打算用来存放将来有一天能带回祖国的古典音乐唱片。身边的朋友也觉察到“他们想念祖国，有些伤感”。
为了向导师格罗皮乌斯证明“国际风格”不应该消融世界各地的不同风俗和特色，贝聿铭拿出了他的作品——他设计的一座两层楼的上海艺术博物馆，上面有好几个凉亭，还有淙淙流过茶园的溪水。“西方艺术的公开性很强，建筑要与之相匹配；但是东方艺术的传统是一种偏私人、隐秘的欣赏活动，所以建筑风格也必须有别于西式博物馆。”贝聿明解释说。
格罗皮乌斯称它是“我所见过的最精致的学生作品”。在向一本建筑杂志所写的推荐语里，他写道：“一位有能力的设计师可以很好地坚持基本的传统特征——即，他认为仍然存在的那些特征——却不会放弃设计方面的进步观念。”
这句话，几乎创见性地预言了贝聿铭一生的建筑事业的特性。
1946年，贝聿铭从哈佛毕业，受格罗皮乌斯之邀留下来任助教，彼时的贝聿铭还在等待着回中国的时机。“如果有一份长期固定的工作，届时就很难脱身。”1946年出生的贝建中说，“这也是他为什么没有特别教几个孩子中文的原因”“他们总想着以后早晚要回到中国。”
然而，眼看着中国又陷入一场内战，贝祖诒再一次写信劝阻了儿子，等到贝聿铭再次踏上中国土地时，已是1974年。
向世界展现中国的雄心和悠久的美
令人动容的是，1982年已是花甲之年的贝聿铭，重回少年成长地中国香港，为了向父亲所做的光辉业绩致敬，贝聿铭接下了设计中银大厦的业务。
香港似乎是可以让贝聿铭得心应手开展业务的地方。香港与贝聿铭本人一样，把新与旧、东方与西方合为一体。香港是海外华人网络的枢纽，也是在文化和地理上通向祖国的大门。
“我属于那种把几何性作为设计动力的建筑师，我们必须在几何学的范围之外，进行各种变化和组合，这还不是全部，还有空间、光线等很多因素。如果没有光线，就没有所谓的形体。太阳光具有神奇的魔力，因为它的变化是如此丰富。”贝聿铭对于建筑几何学的理解，通过香港中银大厦得到了最为生动的例证。
在设计上，他让最高的一根立柱将整个建筑的重量均分到四个角上，甚至可以在每个交汇点通过对角形结构，把负重分散到四周的角度上，由此他取得了一个工程学上的突破。“每个三角形都有一个主梁来承受上面的重力，这种分割会产生许多尖锐的角。我非常喜欢这些切面，因为它们会让一个高耸的建筑看起来不再死板。当你开车经过时，你会感觉到它是在不断变化的。”
中银大厦曾经是亚洲最高的建筑。有建筑师评论：“贝聿铭试图使中银大厦的设计近乎纯真，一如他童年时的纯真，一种结构意识上的纯真，进而达到美学上的纯真。”
而在贝聿铭心中，因为建筑赋予人类尊严，建筑是力量的代名词，它必须要代表“中国人的雄心”。
晚年的他已经无需证明自己，因此也有机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中国这块他朝思暮想的土地。除了赫赫有名的香港中银大厦外，他还设计了中国驻美大使馆、香山饭店、甚至还推动了故宫周边的高度限制政策出台。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还自发设计了汶川地震玻璃纪念碑。
然而，作为自己的最后作品，他给了苏州博物馆。
2003年，86岁的贝聿铭把“封笔之作”选在祖籍苏州，他用全新的材料在3个古典园林——拙政园、狮子林、忠王府的旁边修建了一座现代化的博物馆。贝聿铭对苏州感情很深。在一次访问中，他说“狮子林以前是我们贝家的，如今算来已有100多年了，小时候我每年夏天都会回狮子林玩”。
在这个作品中，贝聿铭认为，传统园林的假山已经做到了极致，后人是无法超越的，为此，他选择了另辟蹊径。以与拙政园相邻的一面白墙为背景，在前面以石片作为假山。
有人说，贝聿铭的苏州园林没有中国园林传统的婉转之风，反倒十分显露直接。但这恰巧就是他的东西方艺术融合的构想。
“以壁为纸，以石为绘”，在朦胧的江南烟雨笼罩中，将其喜爱的米芾山水画加以立体呈现，远远望去就像连绵不绝的山峦将新馆与拙政园相连。
如果背唐诗，会用广东话
2017年10月，在贝聿铭百岁之际，名为“据道为心其命惟新·回家-贝聿铭岭南建筑作品展”在广州展出，并以其在岭南创作的三个建筑设计项目“香港中国银行大厦”“澳门科学馆”“台湾东海大学路思教”为主，打动了很多人的心。
“自己也受贝聿铭的影响。”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兼设计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贝聿铭说过，建筑师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专心致志研究理论，出书立著；一类是埋头苦干承担实际设计任务，两类工作都很重要。而他早年经过认真考虑后，就决定选择既从事建筑设计创作、又研究建筑理论，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的工作模式。
他评价，贝聿铭就像一个优雅的摆渡者，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融汇得像太极一般美丽。
争议与赞誉中起起伏伏
1948年，一心想学以致用的贝聿铭不愿意在学校里“纸上谈兵”，于是“下海”进入建筑公司，开始了属于贝氏的建筑传奇。
在那个时代，一个来自远东落后国家的异邦人想在美国这个现代建筑的发源地获得认可，除了要比别人技高一筹，更要付出百倍的努力。
一位与贝聿铭打过交道的朋友回忆，他们在讨论一个项目时，贝聿铭立即掏出一张描图纸，不到一刻钟就起草了一张设计图，以及立体图，这个草图和最后完成的建筑几乎丝毫不差。
1964年，为纪念前一年遇刺而故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肯尼迪家族决定在波士顿港口建造一座永久性建筑物——约翰•肯尼迪图书馆，刚刚自立门户不久的贝聿铭也在受邀的建筑师之列。
当肯尼迪的遗孀杰奎林走进贝聿铭的办公室时，看到的是自己最喜欢的花草，和穿着高档西服套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如同银行家一般的贝聿铭。“贝聿铭坦诚地对肯尼迪夫人说自己并不出名，但最好的作品一定就会是肯尼迪图书馆。年轻的贝聿铭所展现出的意念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决心，正好符合杰奎琳和大众对肯尼迪的认知。”在贝聿铭事务所工作了18年的珍妮特·斯特朗博士还是《贝聿铭全集》的编者之一。
在此之前，杰奎琳去芝加哥拜访过密斯·范·德·罗的工作室。当时这位大建筑师抽着雪茄，说话不紧不慢，一副淡然处之的神情，另外，此时的他已年近八旬，杰奎琳对这样一位人选持保留态度；在费城，他们又参观了路易斯·康的工作室，这位童年曾被烧伤一半脸的建筑师不修边幅，办公室也乱糟糟。
那年夏天，正与家人在意大利度假的贝聿铭得知自己成为一名黑马。消息一出，贝聿铭一下子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版，一夜之间名扬四海。“那时父亲的名字进了报纸上的字谜游戏里，学校的同学们都知道我是谁了。”贝聿铭的幼子贝礼中笑着回忆。
这次非凡的中标，使默默无闻的贝聿铭逐渐成为美国建筑界的热门人物，并不断收到更多的设计邀请，贝聿铭成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最受欢迎的年轻建筑师之一，大量高级业务找上门来。
就在一切朝着令人鼓舞的方向继续前进时，公司却遭受了一次近乎致命的打击。
1973年1月的一个晚上，经过夜间的一场大风暴，位于波士顿考帕列广场上，正在施工的汉考克大厦的立面遭到了严重的损坏。几十块双层落地玻璃脱落，还有好几百扇窗被飞落的碎片打坏。不得已，大厦所有玻璃脱落的部分都被镶上胶合板，引起建筑界的一片哗然，当地的民众则戏谑地称其为“胶合板大厦”。
而汉考克大厦正是贝聿铭事务所设计的。当地媒体幸灾乐祸地将大楼称为“世界上最高的木制楼”，在他们眼里，而这个事故正是野心勃勃、超越常规发展的公司的必然下场。尽管七年后，门窗公司承认是由于玻璃的质量问题导致脱落，与贝聿铭的设计无关但不管怎么样，但贝氏事务所的声誉仍然遭到重创。
贝聿铭在晚年回忆此事时也说：“汉考克事件给我的事务所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因为谁也不会雇用一位被怀疑有失职嫌疑的建筑师。我成了建筑界不受欢迎的人。”
然而，幼年的经历以及“下海”早期见过的风浪让贝聿铭始终十分从容：肯尼迪夫人拜访时摆放鲜花的习惯一直延续下来，依然准时绽放；事务所里照样飘荡着咖啡的芳香。他也不愿意解雇事务所150名员工的任何一位。
“幸运的是，贝先生找到了海外市场。”与贝聿铭共事多年的华人建筑师黄慧生说，在新加坡、科威特、伊朗等亚洲和中东的项目，一个接着一个，使贝聿铭事务所得以维持生存，也让贝聿铭的声誉在世界范围里日渐增长。
【撰文】谢苗枫 董晨晨
【视频剪辑】王良珏
【校对】曹柏英
【作者】 谢苗枫；王良珏；董晨晨
【来源】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客户端 南方号~深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