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1948年9月30日，上海篮球桥监狱里，几名反动军队警察压着穿着白衬衫的男青年出来了。
如果不是看到反动军警的双手紧紧抓着男青年，大家还以为是释放他出狱呢！
之所以会让人产生释放出狱的误解，是因为男青年脸上洋溢着笑容，即使那一天距离现在已经有73年之久，我们还是能穿越时空，看到这个男青年一脸的阳光与帅气，该青年浓眉大眼，高挑的鼻梁，再加上整齐而洁白的牙齿，完全一副影视明星的气质。
对比之下，两旁负责押送他的反动军警，右边的那位显得是那样贼眉鼠眼，而左边的那位则干脆把帽檐压低连头都不敢抬起来。
这些反动军警究竟是要把男青年押到哪里去？竟然让这名青年高兴得笑了起来？
《新闻报》的记者马赓在拍下这张照片后，在第二天的报道中于照片的下面写着备注：笑着走向刑场的工人领袖王孝和！
这名青年叫王孝和，他正在被押往刑场！让人纳闷的是他为什么在临死之前还会面带笑容？
在大多数人的常识中“没有人是不怕死的”，所以在临死前都是充满恐惧，而王孝和大笑赴死的这张照片打破了人们的固有常识。
其实，按照科学的解释，人在临死的时候是有可能笑的，这是因为当一个人的愿望已经实现，对自己的人生感觉到满足，真正到临死的时候是不会畏惧的。
如果我们回顾当时的时间节点，1948年9月30日，距离新中国成立只有一年的时间，那时，解放军在全国战场都已经取得了优势，胜利就在眼前。
对于一个共产党人来说，还有什么比革命即将胜利更让人高兴的事情？
那一年，王孝和只有24岁，他的人生还没有来得及绽放，他刚刚做父亲还没有多久，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尽管他年纪轻轻，但是他已经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
因为王孝和重要的身份，再加上他被捕时在法庭和刑场上大义凛然、慷慨就义的情况被报道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他的牺牲被称为“王孝和事件”。
在他年仅24年的生命里，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
1924年，王孝和出生于上海虹口一个海员家庭中，虽然算不上贫穷，但是至少还能吃饱饭，王孝和在幼年的时候还被父亲送去读书，父亲认为自己这辈子就吃了没文化的亏，因此一定要让儿子读书长本事。
王孝和也不负众望，在16岁的时候考入上海励志英文专科学校，当时上海已经是沦陷区，王孝和在校期间接受了进步思想，积极靠拢中共地下组织，并于1941年5月4日这一特殊日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正在王孝和求学期间，家里却发生了重大的变故，当时在轮船上当锅炉工的父亲因为积劳成疾被辞退，只好靠贩卖煤炭赚取微薄的收入以养家糊口。
在家里，王孝和读书的支出最多，他不忍心父亲每天过得那样辛苦，毅然停止了学业，开始找工作减轻家里的负担。
经过几个月的寻找，王孝和同时被邮局和上海电力公司录取，党组织考虑到上海电力公司是动力部门，需要加强力量，于是指示王孝和进入电力公司。
王孝和于1943年1月进入上海电力公司（即现在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工作，因为王孝和有些文化，公司就分配他在发电管理室当一名抄表员，他每天除了勤奋工作，还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地下秘密工作，组织读书会，向工人朋友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因此深受工人朋友们的拥护。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孝和听从党组织的安排，没有暴露身份，继续工作在电力公司。
1947年秋，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尤其是北方战场相继溃败，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深知稳定后方是有多么的重要。
上海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工业和经济城市，在战争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只要上海“不出乱子”就会有大量的军需品供应到战场上。
因此蒋介石频频下令，指示上海当局一定要“确保上海应有的经济地位和工业优势”，为此，国民党决定肃清中共在上海发展多年的地下党组织。
当局深知想要确保上海的工厂能够大量生产战争必需品，就必须有电力作为支撑，而当时上海电力公司是由中共地下党掌握的工会控制的。
为此，国民党当局于1947年9月直接查封了工会，随即宣布将工会解散，然后准备成立由敌特担任核心领导的新工会。
一旦失去了维护工人权益的工会，那么工人阶级必然处于更严重的剥削中，为此，王孝和等工人领袖秘密发动群众，终于迫使当局不得不同意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公开选举工会领导。
1948年1月，上海电力公司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经过选举，王孝和等受工人群众爱戴的地下党和进步人士当选为工会核心领导，实际上中共再次掌握了对电力公司的控制权。
国民党当局没能如期夺取上海电力公司的控制权，却开始变本加厉地加紧对其他工厂工人的压榨和掠夺，更让工人们无法忍受的是，因为资本家囤积货物，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工厂发放的工资大打折扣。
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申新第九棉纺厂的工人爆发了要求改善待遇的罢工运动，对于工人们的罢工，资本家们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要求国民党军警进行武装镇压。
1948年2月2日，国民党出动军警1000多名，打死工人3人，打伤工人60多人，逮捕工人达300多人，是为“申九惨案”。
惨案发生后，上海工人纷纷成立“申九惨案后援会”，王孝和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对申九罢工进行援助，以工会名义发动公开募捐，号召工人们佩戴黑纱，强烈抗议当局的血腥暴行。
国民党反动派眼见形势无法控制，对于年轻的工人领袖王孝和更是恨的咬牙切齿，因此特务在1948年4月21日清早，将上班的王孝和在他途径的腾越路中纺十二厂外，将其逮捕。
然而由于王孝和为人谨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多年从未暴露过身份，国民党特务也没有找到王孝和是中共地下党的证据。
鉴于王孝和在工人中的威望，反动当局也不敢无理由逮捕王孝和，让人想不到的是，敌特竟然破天荒地给王孝和扣上了“破坏发电设备”的罪名，予以拘捕，并送交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审判。
王孝和的被捕，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愤慨，，在党组织和工人群众的呼吁下，人们纷纷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当时很多国外通讯社进行了跟踪报道。
为了减少王孝和被捕带来的“负面”影响，国民党反动派于1948年9月30日，将王孝和残忍杀害。
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后，王孝和很快被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
在1949年11月5日，上海电力公司还隆重地举行了王孝和烈士追悼大会。
上海市军管会和上海市政府送的挽词是“为工人阶级利益牺牲永垂不朽”。
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总工会筹委会主任刘长胜写下了“我们踏着王孝和同志的血迹前进，为建设新上海而奋斗”的挽词。
很快军管会就投入到对残害王孝和的敌特分子的追捕行动当中，经过查询后得知，逮捕王孝和的敌特分子头目分别是特务万一和警备大队长洛鹏，在掌握确凿证据下，两名首犯均受到严厉惩处，消息传出，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两名主犯外，还有一名参与陷害王孝和的坏蛋没有落网，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很快这位坏蛋就被公安人员绳之以法。
在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反动派并不甘心失败，还将大量敌特分子布置在全国各地，随时准备破坏人民政权，在这样的情况下，自1950年10月起，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将矛头直指那些潜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
1951年2月中旬的一个上午，上海市公安局侦察处的两名侦察员，按照上级要求清理从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接收的敌伪档案，之所以要清理敌伪档案，是为了从当中《奖惩考核记载》《成绩考核表》一类的文件中，迅速查找那些立功的伪警察。
不得不说这是一条镇反的捷径，凡是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来说立过大功的，那他的手上必然沾满了鲜血。
侦察员很快在1947年的《成绩考核表》中发现了问题，在这里记载着：杨树浦警察分局警官、司法股长季秉权在该年度“努力开展对于上海电力公司共党地下活动的秘密情报工作，查察得若干关于共党活动的线索。”
在《成绩考核表》的下面还附有季秉权呈给上海市警察局的由他侦知的关于上海电力公司王孝和是共产党员的信函密件。
侦察员反复观阅这份报告，通过认真研读后，认为这位叫季秉权的人是具有迫害王孝和的重大嫌疑的，很快将这份档案抽出，上报到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光池那里。
杨光池在看后，当即在下面批示：案情重大，拟即查出。
因为季秉权之前就职于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杨树浦分局，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扬帆就把任务交给了杨树浦分局，要求该分局跟进此案，将季秉权逮捕归案。
杨树浦公安分局局长娄家庭接到这个重要的任务后，当即严肃对待，他思前想后，认为必须找一个对此事了解的人来办理这个案件，于是他找来了分局政保股长刘震东，并把市局的公函拿给他看，等刘震东看的差不多了，娄家庭询问说：“这个姓季的是何等人物？”
为什么娄家庭会直接询问刘震东呢？实际上，刘震东的身份可比季秉权特殊多了，他在上海解放前就在上海时警察局中工作，但是他不是那种解放后留用的警员，而是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潜伏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杨树浦分局的中共地下党员。
对于杨树浦分局的情况，刘震东是相当清楚的，他与季秉权还是一块到杨树浦分局的。
刘震东在查找了资料，并经过自己知道的信息，很快整理了一份报告，交给了娄家庭。
季秉权，字仲衡，江苏盐城人，家庭成分是大地主，上海政法大学的肄业生，在抗日战争期间，一直做生意，抗战胜利后，生意做不下去，在1946年11月报考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得以录用。
季秉权在上海市警察局训练所第二期警官讲习班受训一个月后，于1946年底进入杨树浦分局，按理来说应该就是一个小警察，可是后来却升了官，成了基层骨干警员。
原来季秉权刚刚进入警察局的时候就是分局司法股的眷抄员，负责抄写资料的，但是善于察言观色的他，在一次案件处理中被领导看中，因此得以提升，成了司法股长。
但是在解放初期，季秉权突然离开了杨树浦分局，刘震东听说曾经被解放军收容处理过，其后的情况就不清楚。
娄家庭听了刘震东的汇报后，当即判断出，季秉权突然离开杨树浦肯定是畏罪潜逃，因为解放军接收上海公安局的时候，只要手上没有血债的伪警察，大多都给留用观察，给了他们一次机会。
即使季秉权没有参与陷害王孝和烈士，那么他手上肯定也有别的血债。
为此娄家庭对刘震东说：“不管季秉权现在藏匿于何处，我们都要把他抓获，刘股长，这个任务就交给政保股了。”
刘震东当即下了军令状，向娄家庭表示保证完成上级交待的任务。
然而刚刚出了分局长的办公室，刘震东就感到任务的艰巨，季秉权参与的可是著名的“王孝和事件”，而且他在解放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想要在上海这座全国最大的城市里找到一个有心藏匿的人，其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
但是刘震东也知道，组织上将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了自己，说明了组织对自己的信任，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刘震东从政保股抽出4名精明能干、放心可靠的侦察员，连同他自己一共5人组成了专门负责侦缉季秉权的专案小组。
经过几天的调查后，专案小组找到了季秉权的照片，以及他还没有离开上海的消息，在1951年2月27日，上海市公安局向全市公安系统发出通缉：拘捕谋害王孝和烈士的反革命分子季秉权！
一般的拘捕令都是在社会上公布的，如果捉拿藏匿的逃犯可能会打草惊蛇，让犯罪嫌疑人潜逃，这种属于公安系统内的通缉令都是内部的，只有公安系统的同志才能看到。
因为这是一桩大案，哪个公安干警不知道王孝和一案的分量，因此大家都把这个通缉令反复翻看，回忆在之前的办案过程中，是否见过这样一个人。
就在通缉令发布后不久，上海公安局卢湾分局获得了一条关于季秉权的线索，说起来还有点搞笑，发现季秉权的不是干警，而是分局食堂的炊事员，果然跟公安在一起时间久了，连做饭的大爷都能够破案。
当时卢湾分局食堂的炊事员，是一位姓邱的大爷，他在食堂给干警们打饭的时候，就听干警们讨论通缉抓捕王孝和幕后真凶，因此就产生了兴趣，正好在分局大院内的告示栏里还贴有通缉令，邱大爷在忙完自己的活后，就去公示栏那里扫了一眼，也就凑个热闹。
但是看到通缉令上的照片后，就感觉有点眼熟，似乎在哪里见过，他思索了一阵后想起，自己在几天前上菜市场买菜时的遭遇，如今想来还十分气愤。
因为那天刚下过雨，从邱大爷家里通往菜市场的马路上全是坑坑洼洼的泥水，邱大爷害怕蔬菜沾了泥水不好清洗，因此走路的时候是小心翼翼的。
谁知道这时，从后面过来一辆自行车，经过邱大爷身旁的时候也没有减速，一下子将路上的泥浆溅到邱大爷一身，连菜都给弄脏了。
邱大爷当时就有点不高兴了，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如果当时骑自行车那位下来客客气气说一声对不起，邱大爷也不会当回事，谁知那人当没事人一样，压根就没有停的意思。
邱大爷一边往下擦泥浆，嘴里就开始发牢骚了，说这人真没素质。
结果这不说不要紧，这一说却被骑自行车的男子听到了，当即停下了车，下车回头嚣张地骂邱大爷“瘪三”，挡了他的去处。
看着骑自行车穷凶极恶的样子，邱大爷十分生气，但是想了想还是压住了火，自己长时间在警察局工作，知道很多社会治安类案件都是一时冲动造成的，不想为这点小事惹麻烦，也就走了。
回到家里，邱大爷的老伴看邱大爷买回来的菜上面都是烂泥浆，就问邱大爷是怎么回事，邱大爷就一五一十地说了。
老伴听完就埋怨邱大爷：“侬在外面真的是一点能耐都没有，被人欺负成这样了？”
邱大爷也是越想越生气，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就想这个骑自行车的人怎么会这么嚣张？
邱大爷在派出所看到通缉令上的照片后，越想越跟之前的那位嚣张骑自行车的人很像，几乎可以肯定就是一个人，邱大爷当即返回食堂，跟正在吃饭的警察说：“这个通缉犯，我才几天看到过。”
因为邱大爷平时经常跟大家开玩笑，大家看到邱大爷这样子，也以为是开玩笑，就说道：“这可不能随便开玩笑哦！”
邱大爷一看这个情形，当时有点急得说不出来话，憋了半天才说：“我是认真的啊！”
有一位干警看邱大爷的神色就猜出邱大爷没有说谎，当即电话通知了负责此案的政保股，刘震东随即将邱大爷请到了政保股的办公室，专案组的成员都坐在一起，听邱大爷讲当时的情形。
邱大爷于是将自己买菜时候遇到的情形说了一遍，着重说这个人是如何如何的嚣张，刘震东是与季秉权一块工作过的，他知道旧社会的警察都有一股子横劲，这个季秉权更是如此。
邱大爷经过回忆后，说了一个重要的情况，那就是他看到这个骑自行车的车筐里装着的有青菜、豆腐干，还有两条鱼，邱大爷是炊事员，对这些东西比较敏感，他认为这是要做家常菜，肯定是在附近居住并开伙。
政保股的同志当即和邱大爷赶到当时相遇的地点，邱大爷说他溅了自己一身泥浆后，就向那个方向走了。
政保股的同志一看，这个地方是建国东路派出所的辖区，因此就给派出所打了电话，要求派出所向各居民委员会秘密调查各自辖区内是否有这样一个人。
两天后，建国东路派出所就向政保股提供了消息，在建国东路X弄X号里，的确住着这样一个人。
他们得到消息的时候，天色已晚，路上的路灯已经亮了起来，并不适合抓捕，但是担心季秉权跑路，刘震东还是带着侦察员前去逮捕季秉权。
那他们赶到派出所所说的地点后，就将屋子包围了，然后刘震东一马当先，上前去推门，干警们鱼贯而入，只见一楼的一张八仙桌旁围着几个人，在打麻将，里面有一个穿着中山装带着眼镜的男子，正是季秉权。
季秉权看到刘震东后，当即感觉不好，想要逃跑发现门窗都是警察，因此故作镇静地跟刘震东打招呼说：“老刘？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面啦，今天是来找兄弟的？”
刘震东回答说：“不错”
季秉权又说：“有何见教？”
刘震东没有时间跟他磨嘴皮子，当即说道：“你自己做的事情，自己应该清楚，我现在向你宣布，你被拘捕了！”
季秉权刚要起来反抗，却早已被一旁的两个警察给揪住，并利索地戴上了手铐，然后押回了警局。
刚开始季秉权还不承认自己的罪行，直到刘震东拿出了《成绩考核表》，季秉权才哑口无言，不得不交待了自己的参与谋害王孝和烈士的犯罪过程。
原来当时国民党反动当局派特务万一来对付王孝和，万一深知王孝和不好对付，因此未敢贸然行动，而是到杨树浦伪公安分局找到自己的密友季秉权，请他寻求帮助。
论肚子里的坏水，季秉权可比万一多太多了，他见到万一整天愁眉苦脸，就给出了个搜主意，他告诉万一，王孝和在电力公司是负责电机的，你们可以在发电机里放一些铁屑、碎纱什么的，这样发电机就会出现故障，然后你们再抓捕王孝和不久顺理成章了吗？
季秉权的一番话，如“醍醐灌顶”一下子将激发了万一的作恶灵感，很快反动军警就如法炮制，于4月21日清晨，将王孝和等人逮捕。
根据季秉权的交待，王孝和在牢房里备受酷刑，却始终坚不吐实，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也不交待任何有用的情报。
为了让王孝和“招供”，季秉权继续向万一提供了很多馊主意，比如在事先就拟定了审讯提纲，甚至连“审讯笔录”、“自白书”等都预先写好，在刑讯中，只要王孝和点头或者摇头就完事，压根就是他们想要得到什么样的回答，就得到什么样的回答，在审讯结束后，又强迫王孝和在上面签字。
在完成审讯后，敌人想从王孝和嘴里进一步摸清工人运动的情况，企图抓捕更多的工人骨干。
但是王孝和始终没有开口，敌人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采取严刑拷打的方式，甚至动用了电刑，却依然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消息。
当时敌人内部管理卷宗的李耆之对别人谈及王孝和的时候说：“这家伙非常的狠，上这么重的刑，连一点东西都没有讲出来。”
6月28日，国民党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宣判王孝和死刑，当听到宣判结果后，王孝和没有表现出一丝害怕。
当妻子忻玉瑛来探监时，王孝和再三叮嘱妻子一定要挺住，要好好活下去，把孩子抚养成人，并告诉孩子们他是被谁杀害的，让孩子们长大后替他报仇。
在王孝和被害的同时，国民党反动统治也行将就木，那些王孝和曾经领导的工人群众们对站出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可以说，国民党残忍杀害王孝和的举动，加速了他们的覆灭。
在上海解放前夕，作恶多端的季秉权料想自己不会有好下场，然而通过台湾的轮船却并没有给他留下位置，思来想去，季秉权又想出了一个主意以求自保。
原来季秉权打听到，共产党向来都是赏罚分明，只要是为人民做出贡献的就有可能既往不咎。
于是他打算从国民党当局那里将杨树浦警察分局“接管”过来，等解放军进城，他再伪装成进步警察，转交给解放军，这样到时候给他提拔一下，安排他当个分局局长也说不定。
季秉权做着自己的美梦，纠集了一些同伙，打出了“上海市政工队”的旗号，表示要“为人民服务”。
其实他这个队伍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里面的成员全是国民党特务，你让他们去接收警察局，他们也要有这个胆量，这些人凑在一块，专门干敲诈勒索的事情，在上海解放前进行最后的疯狂，企图能捞一点算一点。
等到上海解放后，季秉权很快就被进驻上海的人民解放军第26军拿下，并送到该军的“散兵游勇管理处”接受审查。
本来季秉权以为自己被捉后会必死无疑，却没有想到，解放军只是把他关在“散兵游勇管理处”里接受改造。
季秉权是一个很狡猾的人，他知道解放军没有对他下手，是因为还不知道他犯的罪行，因此决心隐瞒这桩罪恶的历史。
在万一和洛鹏两位主犯落网的时候，季秉权却因为受到管制，逃过了一劫。
为了不暴露自己的罪行，季秉权晚上都不敢睡觉，生怕自己说梦话把自己参与“王孝和事件”的实情说出来。
一直到1950年8月，季秉权在26军“散兵游勇管理处”经过改造后，认为他没有什么重大问题，因此就把他放了出来。
他深知自己能够侥幸逃脱完全是当局还不清楚自己罪恶的历史，下次还有没有这样的好运就难说了，于是他想到潜逃。
当时距离新中国成立已经一年左右了，全国基本都已解放，根本没有逃跑的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季秉权决定藏匿到上海这座城市里。
在他看来，最危险的地方有时候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自己曾在上海闯荡多年，对上海太熟悉了，又干了一阵子警察，反侦察能力也很强，因此就找了一个偏僻的地方藏了起来。
在有了新的身份后，当地公安并没有怀疑，季秉权也以为警察把他忘了，于是开始照常过起了小日子，每天上菜市场买菜，并召集一些麻友到家里打麻将，日子过的好不清闲。
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暴露是因为在一次买菜中，态度过于嚣张，被公安局的一位做饭老大爷给发现了。
其实，季秉权这种人就是狗改不了吃屎的主，在新中国成立后还改不了自己在旧社会嚣张跋扈的那一套，你骑个破自行车把水溅到别人的身份还不赔礼道歉，还强词夺理，这种人就活该被抓。
即使当时不被邱大爷发现，早晚也会被人民群众发现。
1951年6月，季秉权因为在解放前一贯欺压人民群众，摧残工人运动，并陷害王孝和等烈士，实属罪大恶极，上海市军管会依据相关条例，判处其死刑。
负责签署死刑判判决书的分别是军管会主任陈毅和副主任粟裕。
与季秉权这种臭名远扬不同的是，王孝和烈士的英勇事迹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仅被整理成书，还被搬上银幕，编成弹词，一直活在上海老百姓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