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相继发生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这一广泛的大事件。
变革之后，这些国家均从社会主义转向了资本主义道路。拓展阅读：一文概览：苏联兴衰的历史轨迹
伴随着红旗的降落，苏联成为了历史
如果说这次大变革是“第一次革命”的话，那么主要发生于前苏联加盟国的 “颜色革命”，足以被视作“第二次革命”。
对于“颜色革命”的兴起，很多学者将其视为社会主义世界大变革的衍生物。客观地说，这一观点是正确的。换言之吧，如果不了解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结果，就很难理解“颜色革命”发生的背景和具体原因。
柏林墙倒塌
一：“颜色革命”和“民主化进程”
客观地说，“颜色革命”同样伴随着“改朝换代”——第一次革命后上台的领导人们纷纷被推翻，政权转移到了“新革命者”的手中。不过，“颜色革命”取代或推翻的只是国家政权，并非国家制度。因此，“颜色革命”不是对第一次革命的全盘否定，而是对第一次革命“成果”的深化。
“第一次革命”不仅带来了新的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经济模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让多党制、选举制、私有制、新闻自由、公民社会等理念落地生根，在理论上成为了不可逾越和挑战的原则。
布拉格之春
不过我们也应该明白，“资本主义改造”是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间就能完成的。政治文化的成熟程度、社会条件和思维方式等条件的“约束”，都极大地影响着革命后各国新政治形态的形成。一言概之，这是一个过渡的社会时期，一切都显得矛盾和不协调。
绝大部分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新领导人，都是前苏联时期的高级官吏。在这些新领导人身上，特别鲜明地体现出了革命后的过渡性和矛盾性特点：
- 他们是新国家的领导人，却又是老一代的社会精英；
- 他们是新制度的创造者，却又是旧制度的延续者；
- 他们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念，却更习惯于传统的思维方式。
春风得意的叶利钦和他的支持者
在“民主化进程”的实践中，这种“矛盾性”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 多党制要求反对派的合法存在，反对派的政治目标是获得国家政权；
- 选举制要求国家政权只能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这使得任何一党都不能自己赋予自己垄断国家政权的权力；
- 私有制要求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利，进而使公民减少对国家的依附；
- 新闻自由要求国家放弃对舆论的控制，它将使国家政权的行为受到更多批评和制约。
但不管怎么说，新的政治原则已经（至少在在理论上）成为了国家的“游戏规则”，民主化所要求的基本形式（选举制、多党制、新闻自由等等）已经出现，“民主化进程”已经全面启动。
因此，即便各国在“民主化进程”的实践过程中进度不同，甚至会南辕北辙，但这些国家的领导阶层都在致力于让民众相信，“自己的一切行为都符合这些原则，从未想过挑战这些原则”。
俄罗斯的地方选举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一旦进入西方民主化的轨道，就等同于进入了一个向全面向西方开放的系统，国家的领导阶层很难阻止因“民主化进程”所产生的社会意识的变化。社会意识的变化，造就了新的社会力量，培育了新的人文精神，提出了新的政治诉求，形成了新的政治发展空间。
如果从苏联解体开始算起的话，现在40岁以下的人，已经是成长于新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的一代，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与老一代人有着整体性的差异。他们看到的，并非是现政权“是否民主”，而是现政权与理想的民主政体“存在多大的差距”。
因此，在各国的“颜色革命”中，青年组织和团体表现得异常活跃。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代表性的青年组织，它们所起到的宣传发动和冲锋陷阵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可以说，“民主化进程”的开启，造就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出现“颜色革命”浪潮的基本政治背景。
格鲁吉亚“玫瑰革命”
二：“颜色革命”和社会矛盾
前面提到，民主化进程为“颜色革命”创造了政治条件。但是，单纯依靠这一因素远不能掀起一场波涛汹涌的社会革命。原因很简单，以民主为旗帜的政治反对派只是一部分社会精英，它们在社会中所占的比重很低，自身力量也十分有限。
“颜色革命”之所以能够形成澎湃之势，根本原因在于反对派动员起了大量各阶层的普通民众。换言之，“颜色革命”的发动和组织者是以民主为旗帜的反对派，参加者的主体是普通民众。
一度动荡不安的吉尔吉斯斯坦
需要重申，这些普通民众“加入”反对派，大部分并非“要求民主”，也不一定是“亲西方”。他们或是由于生活贫困，或是由于对当权者不满，或是由于民族主义情绪，或是由于族群意识，“颜色革命”给他们提供了表达不满的机会，一经点燃就形成了干柴烈火之势。
造成民众怨忿和不满情绪的基本根源，无外乎是贫困、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社会不公等。其中，贫困是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爆发“颜色革命”的重要背景。
纪录片《乌克兰橙色革命》
苏联解体后，格鲁吉亚的经济发生了雪崩式的下降。1994年，格鲁吉亚的国内生产总值比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下降72%，工业下降84%，农业下降46%，基础建设投资减少95%。
从1995年开始，格鲁吉亚经济尽管有所恢复，但速度缓慢。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仅比1994年增加63%，并未超过苏联解体前的水平。到2002年为止， 90—95%的家庭收入处于贫困线以下。
2008年俄格战争中被击毁的格军坦克
曾被称为“苏联粮仓”的乌克兰，拥有着良好的农业条件和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但独立后却陷入了长期的经济衰退。
从1992年到1999年，乌克兰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75%，约7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数百万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前往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去打工。一些乌克兰学者认为，在所有独联体国家中，“乌克兰经济是搞得最差的”。尽管从2000年开始经济有所恢复，但多年积累下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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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的乌克兰
在苏联时期，吉尔吉斯斯坦就是经济最落后的共和国之一。苏联解体后，持续的经济衰退所造成的社会灾难变得更加严重。1999年，全国500万人口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占到了60%，一些地区的贫困线以下人口甚至超过了80%。1999年之后，经济开始缓慢恢复，但直到2002年，全国的贫困人口仍达52%。
与乌克兰不同，吉尔吉斯斯坦的工业化程度很低（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6%）。21世纪初，70%的乡村没有自来水，41%没有医院和保健机构，60%没有交通服务和公路，人均月收入一般不过20—30美元，一些人的月收入甚至不到10美元，13%的居民收入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
夜间冲击政府官邸的吉尔吉斯斯坦抗议者
在社会贫困现象严重的大背景下，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格鲁吉亚10%最富有居民的收入，是10%最贫穷居民收入的2530倍；乌克兰几乎所有的大银行领导层，都是前苏联侍寝的各级干部，原来议会的450名议员中大多是富翁。
在民众的眼里，这些上台的政客从未想过“为民做主”，只是“尽快捞一把”。许多官员利用职权大肆聚财敛富，官场贪污腐败之风泛滥，裙带关系盛行，广大普通民众对此深恶痛绝。
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
实际上，不止是普通官员，就连一些国家的总统家庭也丝毫“不知避嫌”。总统家庭虽小，但对社会影响极大；总统家庭的负面形象，特别容易激起民众的反感心理。
- 格鲁吉亚原总统谢瓦尔德纳泽的女婿是一个大移动通讯公司的老板，总统的一个侄子大做石油生意；
- 乌克兰原总统库奇马的女婿，在娶了总统的女儿后变成了亿万富翁；
- 吉尔吉斯斯坦原总统阿卡耶夫的女儿和儿子都当上了议会议员，女儿成立了“政权党”并担任领导人，儿子一度有接任总统的打算。
在玫瑰革命中被推翻的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1928—2014）
不客气地说，吉尔吉斯斯坦爆发的革命，与其说是“颜色革命”，倒不如说是一场主要以贫民为主体引发的社会革命。抗议者对现实生活和国家政权充满了愤怒，因此破坏欲极其强烈。因此，这场革命旋即演变成了一场破坏性的暴力行动和社会骚乱。
总而言之，贫困、社会两极分化、官员贪污腐败和社会不公等因素，是“颜色革命”在前苏联加盟国爆发的社会背景。
三：“颜色革命”与“区域对立”
除社会因素外，地区和族群的对立也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这在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进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革命中，对立的双方不仅以当权派和反对派来划界，还存在地区和族群的对立为特征。地区的对立不仅反映了族群、宗教、文化、历史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两大阵营最基础的框架。
参加游行的乌克兰民众
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主要分为东部和西部地区“两大阵营”。乌克兰的东部和西部地区，在历史上有着十分不同的遭遇和命运。在漫长的历史中，乌克兰的土地几乎一直处于被分割的状态。
从1654年起，乌克兰东部地区一直处在俄罗斯的版图内，西部地区则曾长期处于波兰的管辖中。1922年，东乌克兰成为苏联的创始国之一，西乌克兰成为波兰领土。1939年11月，二战爆发，波兰被分割占领，西乌克兰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合并。
顿巴斯地区的民众长期抗议亲北约的乌政府，对俄罗斯倒是颇为欢迎
这样的历史，造就了乌克兰东西部的深度差异，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东部与俄罗斯为邻，居住着大量俄罗斯族居民，社会生活与俄罗斯息息相关；西部与波兰接壤，基本都是乌克兰族，社会生活受波兰的影响源远流长。
另外，乌克兰东部集中着乌克兰70%的工业，经济产值也占到了全国的70%以上；西部地区以农业为主，经济相对落后。
一言概之，这些与生俱来的差别，造成了乌克兰东部和西部地区的隔阂，使之成为了一个由两个板块组成的“拼图”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橙色革命”足以视作乌克兰东西部矛盾的大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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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红军老战士行纳粹礼的乌克兰青年
吉尔吉斯斯坦的情况也与乌克兰极为相似。基于地理和历史，流经吉尔吉斯斯坦的锡尔河，将中亚地区“切割”为“游牧区”和“农耕区”——锡尔河以南为农耕区，锡尔河以北是游牧区。
坦诚说，在中亚地区，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农耕区接受伊斯兰教的时间更早，伊斯兰化程度更深，民众宗教意识浓厚，社会生活习俗比较传统保守。
锡尔河
显而易见，中亚农耕文化的诸多特点，均存在于吉尔吉斯斯坦的南方“农耕区”。在地理上，南方地区与中亚伊斯兰教中心的费尔干纳盆地相连，奥什和贾拉拉巴德都是著名的伊斯兰文化古城，与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的关系更为密切。在现代经济中，尽管当地人口众多，但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式在国家经济结构中丝毫不占优势。因此，当地居民相对更加贫困，社会问题也更为严重。
与南方地区恰好相反，吉尔吉斯斯坦北方地区毗连哈萨克大草原，接受伊斯兰教晚，伊斯兰化的程度较浅，宗教势力影响较小，民众宗教意识淡薄，社会生活比较世俗化，与南西伯利亚各民族更为亲近。在现代经济中，国家的大工业基本都在北方，经济情况相对较好，居民也相对富裕。一言概之，北方既是国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是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中心。
吉尔吉斯斯坦南北方的竞争与矛盾，对国家政治和社会局势均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实际上，吉尔吉斯斯坦的革命就是从南方发起的，南方居民是革命的主体。至于他们掀起“革命”的原因之一，就是对“北方人把持国家政权”的不满。
吉尔吉斯斯坦行政规划
由此可见，地区和族群的矛盾与对立，是“颜色革命”爆发的历史与文化背景。离开对这一因素的探究，我们很难全面理解“颜色革命”爆发的原因和性质。
四：“颜色革命”与美国
在了解了“颜色革命”兴起的政治环境（民主化进程）、社会原因和历史文化背景后，我们不能不提出美国的作用。事实上，美国对此从未有过什么掩饰。向全世界推行民主制度和西方价值观，是其外交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
早在2005年3月，美国国会颁布的《2005年推进民主法令》草案，就明确要求“美国应该利用所拥有的手段，支持和协助外国巩固民主原则、民主秩序和价值观念，包括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保证全民的选举权利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美国每年拨出大量经费，用于支持“非民主国家”的民主改造。
深夜的美国白宫
美国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 进行“前期筹备”，比如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培育亲西方的力量（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帮助反对派的发展）；
- 直接促使革命的启动，影响和操控政局的发展，间接帮助反对派夺取政权。
美国推行其政策的机构，也主要分为两类：
- 官方机构，包括驻当地国家的使领馆，还有政府、国务院、议会及下属机构；
- 非政府组织（NGO），包括各种基金会，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等。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及其子机构
美国实施其影响和作用的基本方式也是两个，一个是柔性干预，另一个是金钱资助。
美国一般不会对这些国家的“颜色革命”进程进行直接干预，但会进行“柔性干预”。比如不承认选举的合法性，向当权者施加压力，向反对派提供信息和策略咨询，组织对选民的投票问询调查，间接支持反对派的游行示威等等。
金钱资助是另一个重要手段，它的来源也是两个渠道：一个是官方用于“民主改造”的拨款，另一个是各种非官方或半官方的金钱资助。比如2004年，索罗斯基金会先后向乌克兰NGO和反对派资助了约6000万美元，用于为大学生积极分子提供培训、为“独立”报刊和电台提供支持、为选举提供监督和民意调查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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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革命”后上台的乌克兰总统尤先科
对于乌克兰的“橙色革命”，英国《卫报》的评论认为，“这个运动（橙色革命）是美国人的创造，是根据大众营销和推行西方品牌的方式、经过周密和精确的计划制造出来的”；被推翻的原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则直接表示， （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革命是“美国的婴儿”。
当然，我们不能说“颜色革命”完全是美国一手制造出来的，也不能认为上述国家“颜色革命”的成功均取决于美国的资助和支持。但是，如果没有美国的大力支持，“颜色革命”并不一定会在此时此地发生，发生了也不一定能够迅速取得成功。美国的存在，是“颜色革命”爆发的具有关键意义的、不可或缺的外部因素。
突尼斯动乱
五：结语
“颜色革命”的爆发，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它以在全球化大环境下的前苏联加盟国的民主化发展过程为政治背景，以各国国内存在的严重社会问题为社会条件，以各国国内地区和社会结构的特点为历史文化基础，以美国的大力推动为外部因素。
“颜色革命”不是针对现存国体和政体的革命，它不改变国家的基本政体和制度；反对派不等于民主派，哪怕当政者是“不民主”的。
另外，“颜色革命”这种表现形式，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继续出现，且不会局限于东欧和前苏联的加盟国。原因很简单，绝大多数国家都有着引发“颜色革命”产生的因素（如社会两极分化，南北发展差异等）。因此，国家大政方针的制订和政治家的个人品质，将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