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目前，朝鲜半岛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是一个国家。
历史上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很早就形成了密切的宗藩关系：在古代朝鲜的文字、饮食、服饰、建筑都受到中国的深刻影响。直到1895年清政府才在《中日马关条约》中放弃了与朝鲜之间的宗藩关系。1910年日本通过《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在朝鲜半岛建立起殖民统治。长期以来朝鲜与我国的关系就一向被形容为唇齿相依。唐朝时中国军队出兵朝鲜半岛在白村江口痛击倭国水军；明朝时中国军队出兵朝鲜半岛驱逐来犯倭寇；清朝时中日之间的甲午战争最初就打响于朝鲜半岛；抗日战争期间侵华日军曾以朝鲜为跳板向我国东北地区扩张。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美、苏两国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占领朝鲜半岛南部和北部。
从1945年8月下旬起三八线两侧便已禁止人员物资交流，9月上旬半岛南部和北部的通讯联系也被中止，朝鲜南北之间实际上已处于被分割状态。1948年8月15日朝鲜半岛南部成立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9月9日半岛北部成立了以金日成为内阁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1月至1950年6月朝、韩双方在“三八线”附近一共发生了2000多起纠纷。
这种武装冲突的不断升级终于诱发了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仅仅三天之后汉城（今首尔）就被朝鲜人民军占领。1950年7月大田战役以后人民军已突入洛东江以北咸昌、安东地区。此时朝鲜人民军已占领朝鲜半岛90%的土地、92%的人口，而美韩军队则被压缩在釜山附近约1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不过朝鲜人民军在经过和强敌连续长达2个月的作战后也付出了近50%左右的伤亡。
这时美国已联合英国、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加拿大、法国、菲律宾、土耳其、泰国、南非、希腊、比利时、卢森堡、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等国组成了“联合国军”。就在朝鲜人民军节节推进之际联合国军也在不断增兵：最终釜山地区的联合国军达到了13个师、1个旅共18万余人，这在兵力数量上已超过人民军。这时的人民军已无力吃掉釜山地区的大批敌人。
1950年9月15日麦克阿瑟指挥的美军第10军在仁川登陆。这时朝鲜人民军的主力正全力准备围歼釜山地区的残敌，然而随着战线的延长使人民军的后方出现了很多守备空虚的薄弱环节。麦克阿瑟正是看到了这点才决定在仁川登陆以切断朝鲜人民军的退路和补给线。仁川战役成为了朝鲜战争的转折点之一：在此之前朝鲜人民军可谓是势如破竹，然而仁川战役使人民军陷于腹背受敌的局面。
1950年9月28日美军部队反攻到三八线附近，10月1日韩国第一批部队也进入朝鲜境内作战。后来美军的先头部队一路向北推进到了鸭绿江，甚至还派出飞机侵入中国领空、轰炸丹东等地。美国第七舰队也公然驶入台湾海峡阻挠中国人民的统一事业。朝韩之间的战争在本质上是半岛民族的内战。双方的目标都是实现民族统一，所以根本不存在谁侵略谁的问题，然而美国的插手对地区安全形势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1950年10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介入朝鲜战争。中国政府作出这个决定的直接原因是美国飞机轰炸中国安东（今辽宁丹东）使中国领土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如果朝鲜被美军占领将会更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国人民解放军所部东北边防军随即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为进入朝鲜境内作战积极开始临战准备，彭德怀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率先从辑安（今集安市）渡过鸭绿江入朝作战。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发起了入朝后的第一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以1个军的主力配合朝鲜人民军在东线阻击对手，与此同时集中另外5个军和1个师对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实施突然打击。最终“联合国军”被从鸭绿江畔赶到了清川江以南地区。第一次战役结束后“联合国军”损失约1.5万人。
1950年11月7日至12月2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将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军诱至预定战场后发起了扭转朝鲜战局的第二次战役：西线的6个军在清川江地区吸引敌方注意力，东线的3个军则在长津湖地区对敌方发起了反击。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发生在东线长津湖地区的长津湖战役是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堪称奇迹的众多战役之一。
1950年11月27日傍晚志愿军10万大军已隐藏在朝鲜北部广袤的山地和丛林中了。志愿军20军位于长津湖西侧；27军位于长津湖北部和东北部。两军分别以美军陆战1师两个团和第7师的31团级战斗队为主攻目标，后对下碣隅里进行围攻，继而在从下碣隅里至兴南的一条被称为“长隘路”的通道上展开围追堵截。11月27日夜西北风卷着棉球般的雪花吹得人睁不开眼。
当时美陆战第1师和美步兵第7师正沿着一段山间的小路行进：整个队形成柱状延伸达50公里。一个美国的随军记者后来说：“总觉着有人在盯着我们”。事实上这名美国随军记者的感觉一点没错，因为他们确实是被隐没在崇山峻岭中的志愿军战士牢牢盯紧了。在美军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山林中忽然传出惊天动地的军号声和呐喊声：宋时轮、陶勇指挥20军、27军向美军发起了猛攻。
一时间10万志愿军将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美军。经过整晚的激战之后美7师和陆战1师被志愿军九兵团分割成了5个部分。11月28日的整个白天美军都在设法打通被截断的各部阵地。全部机械化装备的美军在大部分时间里仅能以每小时500米的速度前进。11月30日27军集中两个师5个团的兵力由27军副军长兼80师师长詹大南统一指挥围攻新兴里的美7师31团。
组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第7师第31团因曾参加对苏俄的干涉作战而被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授予“北极熊团”的称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第7师第31团参加过太平洋战场上的阿留申群岛、马绍尔群岛和冲绳岛等战役。被称为‘北极熊团“的美第7师第31团属于美国陆军中的王牌部队。在长津湖战役新兴里战斗中这支美军王牌部队遭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沉重打击。
新兴里战斗中志愿军第27军全歼美军第7师第31团级战斗队（北极熊团）共3100余人，缴获汽车184辆，坦克11辆、各种火炮137门。此战中这支美军王牌部队团长被击毙、团旗被缴获。此战创造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以劣势装备全歼现代化装备美军1个加强团的模范战例，但与此同时志愿军27军80师和81师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伤亡及非战斗减员高达1万人、全军冻伤高达22%。
12月1日美陆战1师终于突破了志愿军第20军的包围开始向南撤退。志愿军9兵团总部随即命令第20军追击美陆战1师，减缓他们撤退的速度，为第26军争取时间，为最终歼灭美陆战1师创造机会。12月4日柳潭里的陆战1师5团、7团终于撤回了下碣隅里。他们用3天时间才走完这22公里的路程。这一路上他们惨遭志愿军层层截杀，因此平均1小时只能走300米。美陆战1师为走完这22公里的道路付出了1500多人伤亡的代价。
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志愿军也伤亡惨重。当时美军的一份史料中记述：“中国人在地面战斗，空袭及严寒的天气导致他们伤亡巨大。由于没有适当的御寒服装导致志愿军的战斗力因为大批士兵被冻死冻伤而被严重削弱。大部分志愿军耗光了在过江时随身携带的弹药，而且食品衣物也供应不上”。1950年的长津湖正赶上50年不遇的严冬：夜间最低温度达到了摄氏零下40度。
数万穿着单薄的中国士兵潜伏在迷蒙的冰雪中依托夜色掩对美军发起了进攻。志愿军为此付出了惨痛的牺牲：在狙击美军撤退的“死鹰岭”一排排志愿军战士俯卧在摄氏零下40度的阵地上保持着整齐的战斗队形和战斗姿态被冻成了一个个永不倾倒的“冰雕”。12月5日美第10集团军军长阿尔蒙德向守在下碣隅里的美军陆战1师的师长史密斯少将下令：“尽快撤退到咸兴地区”。
当晚下碣隅里所有的美军火炮开始向两侧山地猛轰。6日清晨美军开始大撤退。12日美陆战1师终于在咸兴与美第3步兵师汇合。美军的两个师继续向南一直撤退到达东海岸的咸兴市。一路上虽然志愿军20军余部继续穷追不舍，但第26军主力却始终没能赶到投入战斗。1950年12月24日美第10军从兴南港装船撤离，次日志愿军占领兴南。历时近一个月的长津湖战役落下帷幕，同时这也标志着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落下帷幕。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歼敌约3.6万人。这次战役后丢了平壤、元山等地，只好全线撤退到了三八线以南。志愿军趁着美军还没重新调整好作战姿态就再接再厉发起了第三次战役：志愿军集中6个军在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协同下对依托“三八线”既设阵地进行防御的“联合国军”发起全线进攻。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中志愿军歼敌19000多人。韩国首都汉城（今首尔）也在这次战役中被志愿军占领。
三次战役打下来之后身为“联合国军”指挥官的麦克阿瑟已被打得有些晕头转向了。事后美国总统杜鲁门曾向麦克阿瑟询问对策，结果病急乱投医的麦克阿瑟甚至扬言要用原子弹。这也是后来我国坚决要搞原子弹的原因：这玩意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否则就总要受制于人。当然这些后话暂且不提，现在还是说回朝鲜战场。抗美援朝前三次战役中我军可以说是势如破竹，而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可以说是一败涂地。
必须说明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所面对的是全军实力最强的美军：志愿军战士完全是凭借顽强的意志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的现代化装备对抗。美军方面在经历多次失败之后其实也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美国强大的国力优势和训练有素的部队反应能力开始逐渐在战斗中表现出来。1951年1月25日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打响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开始逐渐扭转之前对他们不利的战局。
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麦克阿瑟指挥的防守阶段：这一阶段志愿军的补给出现疲软、第一线兵力开始出现不足，所以从进攻转入了休整和防守。麦克阿瑟也趁此时机开始采取防守措施。当志愿军得到补给后发起反攻时对方组织了一场有效的防守战。中、朝方面为了以空间换取时间掩护后续兵团到达，于是全线转入运动防御抗击消耗“联合国军”。
1951年3月14日中、朝军队撤出汉城。这时麦克阿瑟同杜鲁门在侵朝政策上发生了严重分歧。4月11日杜鲁门撤销麦克阿瑟的职务后任命李奇微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由此转入由李奇微接替麦克阿瑟的反攻阶段。“联合国军”采取“主力靠拢”、“等齐发展”的战法不断向北推进。等到第四次战役结束时双方的战线最终维持在了三八线附近。
1951年4月22日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至6月10日前后结束。战役过程中志愿军和人民军一度将“联合国军”从三八线附近地区打退到汉江南岸地区，然而“联合国军”在李奇微的带领下又把战线推回到了三八线附近。在此过程中“联合国军”被歼灭8.2万余人，与此同时志愿军和人民军也损失了8.5万余人。至此战役已进入胶着状态，可这时美国人的心态开始崩了。
二战结束后美国已成为全球头号强国。1944年7月1日44个国家或政府的经济特使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正是这次会议确定了二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这一体系下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世界上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作为国际交易的结算货币，由此奠定了美元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霸权地位，也奠定了美国在国际贸易金融领域的垄断地位。
二战后美国的工业总产量已占到整个西方世界的50%以上，小麦产量占西方整体的30%以上。1950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已达1507亿美元、黄金储备247亿美元、钢产量8772万吨。与此同时美国在军事上掌握着核武器，还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性能先进的作战飞机、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军舰队和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科技。二战结束时美国的在建航母居然还有18艘。
随着二战的胜利使美国在欧洲和亚洲已拥有200多个军事基地，可以用最快速度向全世界任何地区投放兵力兵器。美国介入朝鲜战争时曾对中国参战的可能性进行过评估，然而当时美国国内的主流观点倾向于认为中国不会介入，退一步讲即使中国介入也不可能改变战局。在当时两国巨大的国力落差这一前提下美国做此分析似乎不足为怪，然而朝鲜战场的局势使美国不得不开始在战略上对中国进行重新认识和定位。
五次战役打下来之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已损失了20多万人。中国军队用处于绝对劣势的武器装备硬是将“联合国军”挡在了三八线上。美国自独立建国以来历经第二次美英战争、美墨战争、美西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等一系列战争。这其中除了第二次美英战争中曾被英军和加拿大民兵攻陷过总统官邸之外就一直保持着不败纪录。
朝鲜战场的胶着状态对美军的士气造成了严重的挫伤。这时美国在全球的战略重点是与苏联在欧洲争夺势力范围。美国本来以为朝鲜半岛的战争不会持续太久，然而现实却是美国已在朝鲜战场泥足深陷。美国不得不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在朝鲜战场，因此在无形中削弱了美国在欧洲与苏联博弈的力量。这时的美国迫切希望从朝鲜半岛腾出手来应对苏联在欧洲方向的战略威胁。
曾经气焰不可一世的“联合国军”开始试图与中、朝方面接触谈判。1951年6月以后朝鲜战争大规模运动战阶段结束，随后双方进入到边打边谈的阶段。这一阶段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开始与中、朝方面接触谈判，但仍试图在战场上取得优势以逼迫中、朝方面在谈判桌上让步。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我们所熟知的上甘岭战役就是在双方边打边谈的这段时期内所发生的。
上甘岭战役的激烈程度是前所罕见的：炮兵火力密度已超过二战最高水平。上甘岭战役中美军调集6万余人、300余门大炮、170多辆坦克、3000多架次飞机对志愿军两个连约3.7平方公里的阵地倾泻炮弹190余万发、炸弹5000余枚。战役中我方阵地山头被削低两米，高地的土石被炸松1—2米，许多坑道被打短了五六米。在历时43天的上甘岭战役中敌我双方反复争夺阵地达59次、我军击退敌军冲锋900多次。
1952年4月4日对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而言是一个伤心欲绝的日子。这天上午10点左右第5航空队司令官在电话里向范弗里特通报了一个消息：“今天凌晨1点您的儿子吉米在飞往鸭绿江以南50英里的敌占区执行任务时不幸遇难！”得到这一消息的范弗里特相继策划了“棍棒作战”、“大棒作战”等一系列攻击方案。他所制订的作战方案中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熊熊燃烧的复仇之火。
然而这些方案均被“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一一否决。李奇微作为一个谨慎务实的人深知执行范弗里特的复仇方案只会将万千将士送入地狱，可对整个朝鲜半岛的战局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李奇微的否决并没阻止范弗里特的复仇决心：范弗里特将目光转向了五圣山。海拔1061.7米的五圣山位于朝鲜半岛“铁三角”（铁原、平康、金化三郡）最靠北的顶点。
当时平康在志愿军防线内，金化、铁原在联合国军防线内。五圣山正是志愿军中部的咽喉要点，一旦这里失守将会牵动全局。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也意识到了五圣山的战略地位。1952年3月彭德怀召开的作战会议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将志愿军战略预备队15军拉上去接替26军在五圣山、斗流峰、西方山一线防御。会后彭德怀将15军军长秦基伟单独留了下来。
彭德怀对秦基伟说：“平康平原位于朝鲜中部，五圣山则是平康的门户，一旦五圣山落入敌手就意味着美军的装甲部队可以在平康平原任意驰骋，那么志愿军将在近2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无险可守。一旦平康平原失守会导致我们的整个防线一分为二——东线、西线将失去联系无法相互支援。如果谁要是丢了五圣山，那么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秦基伟返回军部后就一头扎进了小草屋。
3天后秦基伟提出了一份以积极防御、持久作战为战术指导方针建立起来的“突不破的防御阵地”的作战方案。秦基伟的作战方案认为15军应当构筑一个以坑道为骨干的完整防御体系，不放弃任何一个阵地，把敌人挡在防线外予以歼灭。几天后秦基伟爬上五圣山观察地形时发现南麓上甘岭（因高地背后有一个叫上甘岭的村庄而得名）的两个突起高地597.9高地和537.7高地就像是朝主峰卡过来的虎口。
1952年4月20日秦基伟率15军全盘接过了26军的防区。志愿军这边布防没几天对面的美2师阵地上发生了一支小插曲：在一年前的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美2师38团在大水洞地区被志愿军15军44师打得几乎全军覆没。美2师得知志愿军方面换防的部队又是15军44师这个老对手直接要求撤出阵地。范弗里特只好用曾在二战太平洋战场上表现突出的劲旅美7师换下了美2师。
美7师作为美军中一支曾立下过赫赫战功的王牌部队在装备上对志愿军有着压倒性的优势。美7师一上阵地就在前沿支起几个高音喇叭对着志愿军广播：“你们那几支破枪根本挡不住联合国军的胜利前进”。志愿军15军的战士们可没空搭理他们，因为这时15军正忙着筑造坑道防御工事。后来当上甘岭战役正式打响时这些坑道防御工事都派上了大用场。对面的美军见志愿军越是不搭理就越是张狂。
人高马大的美国大兵公然挑衅地在阵地上摔跤嬉闹、裸体晒太阳，还搂着韩国女人跳贴面舞，甚至冲着我军阵地比谁尿得高......看不下去的新兵陈凤楼一枪撂倒了一个只穿着三角裤衩的美国兵。导火索一被点燃就一发不可收拾——枪声像爆豆似的响了起来。后来我军挑选了一批射击尖子开展冷枪歼敌竞赛：头5天击毙了20多个美军。两星期下来对面一个连的美军都快打没了。
美军方面不得不重新换了1个连上来，可换上来的这个连也没能坚持多久。一个月之后志愿军已冷枪歼敌300多名。敌人的阵地上顿时冷清下来：美军终日龟缩在地堡里，就连大小便也不敢出来，只能拉在空罐头盒里往外扔。如果遇到非出不可的勤务就轮着派，可无论派到谁都是一脸哭丧相。实在躲不过去的美军大兵就拿出百米冲刺的劲头弓着腰顺着交通壕一气猛跑。
志愿军15军这边打出兴致来了。二线部队也纷纷选派神枪手、神炮手挤到前沿来加入冷枪冷炮战。就连军预备队29师也组织了精兵强将加入了这场歼敌竞赛。15军这一冷枪冷炮运动惹得范弗里特暴跳如雷。暴怒中的范弗里特用韩军2师换下了美40师担负起537.7高地主峰的防御任务。这时“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调任驻欧洲盟军总司令，美国陆军野战部队司令官马克·克拉克接管了美国远东军和“联合国军”。
1952年9月范弗里特在第五次勘察五圣山后任务必须拿下楔入美军战线太深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从而达到一举扭转战局的宏伟目标。范弗里特回到汉城后就拟定了代号为“摊牌作战”的金化攻势作战方案。范弗里特在这份方案中乐观地估计只用两个营的兵力就能在5天内拿下两处高地。这份方案被送到东京呈报给了克拉克。克拉克认为作战攻击目标尽管不大，但这份方案十分可行，所以批准了这一计划。
1952年10月14日凌晨5点44分猛烈的炮火拉开了持续43昼夜的上甘岭步兵攻防战的序幕。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的战况尤为激烈：美7师和韩2师集中了320多门大口径重炮、27辆坦克战车、40余架飞机对志愿军阵地狂轰滥炸。强烈的冲击波在坑道内激荡使高地上的志愿军感觉就像是坐着小船在波浪滔天的大海上颠簸。
当时有些小战士甚至直接就被活活震死了。在这惊心动魄的爆炸声中两高地上的步话员一次次在坑道口立起天线呼叫千米之外的营指挥所，但在短短几分钟内坑道里储备的十几根天线就被猛烈的炮火全部炸毁，电话线也被炸得不成样子。597.9高地的11号阵地上志愿军一个班直接全冲到了表面阵地，结果一轮轰炸全牺牲了。2号阵地看见11号阵地丢失就试图反击夺回，结果冲到一半又被一轮轰炸炸没了。
由于大部分电话线都已被炸断，所以通往营指挥所的电话时断时续报告着：“597.9高地11号阵地上出现敌人”“敌人坦克爬上了537.7高地北山1号阵地前沿”“597.9高地2号阵地没有了枪声”。15军45师师长崔建功听着这些零头碎脑的报告焦急万分地向作战科长宋新安询问：“难道前沿防御线一下就垮了？我们的部队呢？”崔建功赶紧派出侦察员去前线了解情况。
第一批派出的侦察员在半路上就牺牲了。第二次侦察员中只有两个人活着来到597.9高地的5号阵地。当这两名战士看到美军正蜂拥而来时毫不犹豫就投入了战斗。就在各级指挥员心急如焚地等待战况汇报时战斗一幕比一幕惨烈地在两个高地展开：战士陈治国在机枪射台被炸烂的情况下用负伤的身体充当射台；战士孙子明在4次负伤后昏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发现敌人已冲上阵地，于是他握着3颗手榴弹冲向敌群......
战斗进行到当天17时大部分表面阵地都已失守，伤亡较大的志愿军全部退守坑道。后来秦基伟在回忆录中写道：“14号这天是我一生中最焦急、最痛苦的日子。我们的精力仍集中在反击西方山来犯之敌，结果给了敌人可乘之机。我军在14日的战斗开始时没能回过手来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从而导致战斗持续时间被拉长”。1952年10月14日这天的炮火过后根本不可能散去的硝烟和石屑粉末遮蔽了整个天空。
参加过第一天战斗的幸存者们甚至因此以为那是一个阴天，可实际上那一天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大晴天。在坑道中熬过这一天的志愿军战士们直接用“地狱”这个词来形容当天炮火的猛烈程度：当天美军的320门大口径火炮和27辆坦克同时向上甘岭597.9高地和537.7高地猛轰，平均每秒钟就有6发炮弹落在志愿军两个连队的阵地上。弹落处石片翻飞、钢片如雨。
与此同时完全掌握着制空权的美军出动了100多架轰炸机轮番轰炸。重磅炸弹将花岗岩炸得粉碎，凝固汽油弹烧得山头烈焰冲天。仅仅一天之内上甘岭山头就被整整削去了两米，平日坚硬的石头山被完全炸成了石屑山，往日用钢钎都打不动的岩石一脚踩下去就直没膝头。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中上甘岭仿佛成为了一条被狂风骇浪拍打着的随时都会倾覆的小船。
在第一天的战斗中美韩军就一口气投入了7个步兵营、18个炮兵营和200余架次飞机攻击上甘岭志愿军两个连又一个排。在之后九天的战斗中美韩军光炮弹就消耗了30万发，航弹更是投下了500余枚之多。如此之高的弹药消耗量在世界军事史上从此留下了一个术语“范佛里特弹药量”。范佛里特还在战斗打响两天后的10月16日搞了一场两栖登陆作战演习以迷惑中国将领。
直到17日志愿军将领秦基伟还在日记中猜测美军主攻方向到底在哪里。在开局明显不利的情况下我军巧妙应用反斜面战术和坑道战术使战局得以逐渐扭转：志愿军只在阵地上留下3个观察哨，其他人全在坑道里待命，前面的阵亡了一个，后面就补上去一个。志愿军的反斜面阵地在山背面 、坑道在山底下 ，所以美军的直射火炮无法命中，而曲射火力或航空打击稍微偏差也无法造成有效杀伤。
当时温压弹尚未发明，而钻地弹的性能还不够完善，所以这时志愿军坚固的坑道防御体系就派上了大用场：在上甘岭战役爆发之前的1951年美军40到60发炮弹就能杀伤我方一人。然而随着我军的坑道战术日益完善之后美军平均646发炮弹才能杀伤我方一人。只要我军保住阵地不失，那么联合国军就只能继续用步兵冲击山头。由于上甘岭战场地形狭窄，所以无法同时投入太多兵力。
这在无形中削弱了美军在兵力火力上的优势，而我军只要火力配置到位就能用一个班封锁数百米的防线。联合国军空有纸面兵力，但在进攻时却无法展开。在这种形势下双方都只能以连排为单位进行添油战术，而这种刺刀见红的战斗恰恰是我军最擅长的。上甘岭两高地的表面阵地不断在志愿军和联合国军之间反复易手。仅在第1天的战斗中两个志愿军连队就打掉了45万发子弹、近万枚手雷手榴弹。
这几乎是将战前储备的弹药几乎全部打光了。此外在第一天的战斗中有十挺机枪、62支冲锋枪、90支步枪被打坏，这几乎占到了两个连队全员装备的80%以上。这一天中国军队伤亡550人，美韩军则在阵地前丢下了1900人的尸体。仗打到第3天的时候上甘岭上志愿军已有15个连队投入战斗、歼敌数量也已逼近5000人，然而这时上甘岭战役才刚拉开序幕而已。
在摸清了范弗里特的意图后志愿军的十五军主力和军属炮兵全都调往了上甘岭方向。1952年10月18日晚志愿军悄悄向坑道里增兵以备在第二天发起反击。19日夜中国人民志愿军15军发起了大反击。在这晚的战斗中出现了一个被中国人代代传颂的名字——黄继光。在这晚的战斗中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疯狂扫射的机枪。黄继光的牺牲激起了战士们对敌人的仇恨之心。
于是他们高喊着“为黄继光报仇”的口号冲了上去，到了20日凌晨志愿军已全面收复上甘岭阵地。迄今为止中国军队只有杨根思和黄继光这两名基层官兵荣获了“特级英雄”这种最高等级荣誉。黄继光牺牲后中央军委将他生前所在的15军45师135团2营6连命名为“黄继光连”。直到今天这支连队在每晚点名时连长都会首先呼喊：“黄继光”，而全连战士都会气壮山河地回应："到"!。
仅在黄继光牺牲的大反攻之夜志愿军就上报杀敌2500人，第2天志愿军一个观察所发现在597.9高地正南面的山沟里美国人一次就拉走了30卡车的尸体。当时的一名美国记者沃尔逊向国内报道了这样的景象：“一个连长点名时下面答到的只有一名上士和一名列兵”。美联社记者伦多夫报道称：“那些出发时兵员齐整的部队在回来时只剩下几个少得可怜的残余，那些最精干最勇敢的军官们看到这样惊人的损失都哭了起来”。
当时一个美国俘虏一脸沉痛地告诉志愿军：美军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最能打的荣誉团队十七团在第一天的战斗中就伤亡过半，有的连甚至只剩下一个少尉。同一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伤亡也相当惨烈。从1952年10月14日到20日是上甘岭战役的第一阶段：经过七天血战之后志愿军15军第45师参战连队大部分伤亡过半，甚至有的连已只剩下几个人。作战科长在向军部汇报战况时都是含着泪断断续续汇报的。
45师师长崔建功在向军长秦基伟汇报时说道：“如果打剩一个连，那么我就去当连长；如果打剩一个班，那么我就去当班长。只要我崔建功还活着，那么上甘岭就还是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20日联合国军再次增兵进攻并夺取了表面阵地，志愿军随即再次转入坑道作战：白天采取钻洞坚守的战术，夜晚则以小股部队不断袭击敌军，从而成功将战斗推向夜色中的敌占阵地。
夜晚的597.9高地对美7师而言是危险的：白天美军可以凭借空中优势耀武扬威，但却频繁遭到志愿军出其不意的夜袭战打击。多年后当时的一名美军士兵普罗福特回忆称：“夜晚我们在前沿阵地时听到一个铁盒子叮叮当当滚落下来也会以为是志愿军来了。每当发生这种事时一定会枪声大作，直到某个军官跳出来大喊‘是我扔了一个罐头盒子’。没过几天相同的一幕就又会重演”。
由此可见志愿军频繁的夜袭打击已是美7师紧张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然而与此同时我军的日子同样也并不好过。不能否认的是我们当时在军事上、经济上都是远远落后于美国的，所以我们的战士在朝鲜战场上几乎是以血肉之躯对抗“联合国军”的现代化武器。上甘岭战役作为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颇为激烈的一场战役其实打得相当艰苦，也正是靠着战士们顽强的战斗意志才得以一次次击退火力强大的敌军。
《抗美援朝战争战史》中记载：“上甘岭战役中危急时刻拉响手雷、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以及舍身炸碉堡、堵枪眼等行为成为了普遍现象”。如今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黄继光、邱少云等烈士就是在上甘岭战役期间涌现出来的。整个上甘岭战役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十五军涌现出英雄集体200多个：其中特等功单位2个、一等功单位28个、二等功单位60个。
另外还涌现出以特等功臣、特级英雄黄继光、邱少云、胡修道为代表的功臣12347名。整个上甘岭战役期间志愿军一共投入兵力4.2万人（伤亡1.15万人）。上甘岭战役期间美军以疯狂的炮火切断了五圣山到上甘岭前沿的所有通道，致使上甘岭各坑道弹尽粮绝、滴水无存。45师师长崔建功命令后方部队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食物和水送进前沿坑道，然而往往需要拼出几条性命的代价后才能送进去一口袋饼干。
就是后方部队拼着性命送来的饼干也没法吃。在经历长时间的缺水之后战士们的食道变得干燥，舌头肿得连话也说不清，所以坑道里并不荒诞地出现了拿着饼干、馒头却挨饿的场景。饥与渴如同两把钝刀子慢条斯理折磨着一幅幅萎缩的胃和欲燃的喉咙。渴极了的战士往干裂的嘴唇上抹牙膏、趴在坑壁上舔那一块块湿润的岩石。在这种环境下最痛苦的就是那些转运不下去的伤病员们。
由于坑道里缺医少药，所以伤员们往往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有些战士其实并不是在战场上直接牺牲在敌人的炮火下，而是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慢慢死去的。牺牲战士的遗体不能让敌人的炮火糟蹋，所以只能摞起来放在坑道里，于是僵硬的遗体像垒墙似的被一层层摞起来堆放着。作为15军军长的秦基伟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上甘岭坑道部队，然而他知道自己不能撤下他们。
守住坑道是夺取胜利的关键一环：只要将坑道部队牢牢钉在上甘岭就能死死拖住敌人，从而为最终夺取胜利赢得时间。秦基伟因此向45师下达了一道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把物资送进坑道！”火线运输员一拨一拨派出去，却一拨一拨倒在封锁线上。运输员们以生命为代价将微乎其微的物资送进了坑道，也就是这些微乎其微的物资撑起了坑道部队战士们不屈的生命。
25日晚秦基伟在指挥部召开的作战会议上眼含热泪宣布道：“我们将在30日实施决定性反击，为死难的将士们报仇！”30日中午15军集中了133门大口径火炮、30门迫击炮、一个喀秋莎火箭炮团炮轰韩2师阵地。这是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志愿军发动的规模最大的炮战。这场炮战拉开了上甘岭战役大反击的序幕：30日晚22点25分以8连为首的坑道部队犹如猛虎下山一般直扑3号阵地。
与此同时45师新组建的8个连和29军的两个连兵分两路猛扑597.9高地。冲击、反冲击、占领、反占领，一时间战斗进行得热火朝天。双方的炮火都瞄准了597.9高地：你炸一遍过来，我还一通回去；你阻拦我的增援，我急袭你的反扑。高地上彻夜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到处都是悲壮激越的呐喊。0号阵地上7连指导员林文贵高声宣布：“谁拿下第一个地堡立头功”。
8号阵地上伤得趴在地上起不来的8连指导员看见一个战士从烟火中冲过来就急忙大喊：“李志成，冲上去。你给我报仇，我给你报功”。4号阵地上一发炮弹忽然在战士王合良身边爆炸，等他爬起来时已什么都看不见了。王合良摸索着在地上一边爬一边呼喊：“附近有我们的人吗？有谁在这里？”王合良的副班长薛志高正好坐在离他几十米的地方包扎自己被炸断的左腿。
薛志高听到王合良的呼喊后回应道：“王合良，我是薛志高。我腿断了，你到我这儿来......再往左一点......向前.......再向前......”王合良循着声音爬过去就被薛志高一把抱住：“让我看看你伤哪儿了”。薛志高从上衣兜里摸出绷带把王合良的眼睛缠上，然后回头望着正在冲锋的战友们说道：“咱俩一个能走却看不见，一个能看见却不能走，但战友们都在冲锋之时咱俩总不能闲着吧？”
王合良回答道：“咱俩合起来不就是一个完整的人吗？我的腿能动，所以我可以背着你冲上阵地去；你的眼睛看得见，所以你可以给我指路。我们不能冲锋，但还可以帮着守阵地，只要多上去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王合良说完就背起薛志高冒着炮火向2号阵地艰难挺进。如此惨烈的厮杀令许多经历过二战的美军名将也都被惊得目瞪口呆。经过5小时的激战后志愿军收复了597.9高地大部分阵地。
15军接连打出反击的第二波高潮。联合国军方面范弗里特也动用了十八般武艺：不仅不吝炮弹狂轰滥炸，甚至还不惜血本将美军精锐伞兵第187空降团当作步兵进攻597.9高地。尽管范弗里特如此不惜血本，然而这时他已无力扭转局势了。11月5日志愿军全面收复了597.9高地。当天下午第3兵团调12军接替15军在上甘岭地区的全部防务，紧接着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转移到了537.7高地北山。
在经过几天的拉锯战之后12军92团于11月11日在炮火掩护下向537.7高地发起全面反击。当天17点左右志愿军歼灭了据守阵地的韩2师1个营大部，全部恢复了537.7高地北山表面阵地。这时范弗里特这个第8集团军司令居然到了无兵可派的地步。范弗里特以往最看不惯麦克阿瑟、李奇微那种在士兵面前几乎作秀般的表演，然而现在他为了鼓舞士气也不得不学起了这种他以前看不惯的做派。
范弗里特在胸前挂着两颗手榴弹冒着志愿军的炮火开着吉普车去视察阵地。这一行为其实更类似于作秀表演，然而这却是范弗里特在无可奈何之时鼓舞士气的唯一办法。范弗里特面对无兵可派的局面只好向李承晚施压。韩国军队在美方的压力下只好再次进攻537.7高地。既然连武装到牙齿的美军都没能守住537.7高地，那么以韩军的战斗力又怎么可能拿下537.7高地呢？
25日志愿军12军106团击退了韩军3个团的轮番进攻，从而把537.7高地北山牢牢控制在手中。至此上甘岭战役终于尘埃落定。战役期间敌我双方在3.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投入了10万兵力，兵力之密集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相当罕见的，因此西方媒体称其为“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战役”。上甘岭战役结束两个月后解职退役的范弗里特被召回国，回国后的范弗里特不停在报上发表关于武力解决朝鲜问题的文章。
不过范弗里特的“高论”已难以再产生任何社会反响，因为美国人从来只崇拜胜利者。范弗里特这位西点军校培养的老将被上甘岭一役毁了，直到去世上甘岭战役始终都是范弗里特内心一道永远的伤疤。范弗里特直到死也没想通一件事，事实上几乎全体美国人都没想通这件事：上甘岭战役期间联合国军为何会在兵力、装备、炮火等方面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打了败仗？
事实上志愿军是靠着钢铁般的意志力坚持到了最后的胜利。上甘岭战役只是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缩影。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入朝参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阵亡197653人。在此期间涌现出了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可歌可泣的英烈。根据当时中、朝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规定：在朝鲜境内牺牲的志愿军烈士只有团级以上干部及特级、一级的战斗英雄才可以运回国内安葬，至于普通官兵则一律秉承就近安葬的原则。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后志愿军领导机关成立了烈士陵园修建委员会。中国政府拨出专款在朝鲜境内修建了八处志愿军中心烈士陵园：位于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云山志愿军烈士陵园、价川志愿军烈士陵园、长津湖志愿军烈士陵园、开城志愿军烈士陵园、上甘岭志愿军烈士陵园、金城志愿军烈士陵园、新安州志愿军烈士陵园。
此外朝鲜还修建了62处志愿军墓地、建有243个烈士合葬墓。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的儿子毛岸英烈士也作为普通士兵安葬在了朝鲜。中国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是并肩作战的友军。中朝之间有着用鲜血凝结的唇齿相依的革命友情：中国烈士安葬在朝鲜具有一种高度的历史见证象征意义。每逢重大节日朝鲜会举行祭奠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活动。
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与“联合国军”的战斗在三八线附近呈现出犬牙交错的状态：有时志愿军、人民军攻入了三八线以南，有时“联合国军”又打到了三八线以北。这就导致有一部分志愿军烈士其实是牺牲在三八线以南的如今韩国领土上。1996年6月韩国在京畿道坡州市积城面沓谷建成的“北韩中国军人墓地”中就葬有中国志愿军遗骸360多具。
与朝鲜的志愿军墓地完全由中国出资建造不同：韩国的北韩中国军人墓地是韩国出资建造的。墓地刚建成时非常简陋：都是很小的坟头，墓碑也是木制的，有段时间还由于疏于管理而导致杂草丛生。后来韩国为了改善同中、朝的关系将对墓地的修缮作为一种示好行为。不过说到底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韩国人眼中毕竟是当年的敌军，所以韩国人也不会向朝鲜人那样主动去祭奠志愿军烈士。
早在中韩建交之前中方就已通过各种途径积极设法迎回在韩志愿军烈士的遗骸遗物，但在当时复杂的国际格局下这一工作始终进展缓慢。1981年至1997年共有43具中国志愿军遗骸通过板门店经朝方送回中国。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已具备了接志愿军烈士回家的条件。中韩建交之后中国可以直接就此事与韩方交涉。2013年中、韩两国就交接志愿军烈士遗骸遗物问题达成协议。
此后韩国再发现的志愿军遗骸都将直接送还给中国。2014年3月27日上午韩国方面把已封棺入殓的437位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从临时安置所运出。当时韩方派出了22辆专车负责运送志愿军烈士遗骸：一位韩国军人负责一个棺木。2014年3月28日上午6点30分中韩双方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举行第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仪式：首批437具中国人民志愿军遗骸从韩国仁川机场踏上回家之路。
从2014年起中韩之间每年都会举行一次志愿军烈士遗骸遗物交接：2015年3月20日第二批68具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2016年3月31日第三批36具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2017年3月22日韩方向中方移交了第四批28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2018年3月29日第五批归国的20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安葬。
2019年4月3日中韩双方在仁川机场正式举行第六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仪式。2020年9月27日第七批117位志愿军烈士遗骸乘着祖国的战机降落在沈阳机场。截至2021年9月2日韩方已向中方连续八年移交825位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事实上迎回志愿军战士的遗骸和遗物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这些曾经年轻鲜活的生命为了捍卫祖国的安全牺牲在了异国他乡。
在以前由于综合国力的问题、国际关系的问题以及一些其他因素导致我们没办法迎回在韩国的志愿军战士的遗骸。现在既然祖国强大了，有能力接他们回家了，那么接回这些烈士的遗骸遗物也就是势所必然的。自从2013年我国与韩国方面达成协议后就一直在尽最大努力接回烈士的遗骸遗物，然后按军人的礼仪将他们安葬在沈阳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里。
2021年9月“抗美援朝精神”被列入党中央批准中宣部梳理的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2021年9月30日以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为背景的电影《长津湖》首映后4天内的票房收入就已突破14亿。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时新中国才刚成立一年，所以国家正处于百废待兴之时。志愿军战士们在朝鲜战场上以血肉之躯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战斗、与当地恶劣的天气环境战斗、与缺衣少食的困境战斗。
战士们这种顽强的战斗精神是我们赢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至关重要的原因。与此同时国内各族同胞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通过各种方式积极踊跃支持前线。正是这种举国一致的坚守使我们在当时那种极端不利的状态下逼迫美帝国主义首次在自己未能取胜的停战协议上签字。抗美援朝的胜利使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海岸边随意架起几尊炮就迫使一个老大帝国屈服的年代从此一去不复返。
事实上抗美援朝之前的中国在列强眼里根本就不是一个有能力自卫的国家。就在志愿军出兵朝鲜的13年前中华民国首都南京被日军屠城，侵华日军铁蹄踏破中国最富裕发达的半壁江山，甚至直到日本投降当日还从国军手里夺取了最后一座城市。抗美援朝战争迄今68年间我国虽又经历过几场边境自卫还击战，但再未遭遇过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正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营造了和平安宁的崭新局面。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在当时直接使我国在地缘形势上的安全性得到提升，同时也使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话语权得到提升，而在更为长远的历史阶段则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国内经济建设准备工作得到了突出和加强。195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827.2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这一年中国135万吨的钢产量位居世界第18位、3088亿斤的粮食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位。
朝鲜战争之后中国又历经了两弹一星工程、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战争、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以及改革开放后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中国在这一过程中由一个积贫积弱的动荡国家转型成为一个国际社会所关注的国家：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合法权利。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之间相互隔绝的局面。同年9月25日以《中日联合声明》的发布为标志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84年12月19日中英双方经过两年多达22轮的谈判后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宣布中国将从1997年7月1日起对香港岛、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新界等土地恢复行使主权和治权。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8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比重仅有0.89%；而同年美国这项指标高达21.59%，即使是印度也在这项指标上达到了2.21%。事实上在上世纪50年代中、印两国工业化起步阶段印度是占据优势的：在当时的主要工业产品和原料的产量上中国只在煤炭、天然气、烧碱、纯碱、纸板这五项上略占优势，然而印度却在其他指标上对中国占据着倍数优势。
然而在经过六十余年的发展之后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 、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世界第一大钢铁生产国、世界第一大农业国、世界第一大粮食总产量国、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资国以及世界上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是全球仅有的九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一，也是全球仅有的十个拥有航母的国家之一，还拥有了“北斗”这一自主全球导航系统。
目前联合国对现代工业体系的分类包括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而中国现有的工业体系已涵盖全部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因此成为全球工业体系最为完整的国家。很显然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离不开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没人会认为像抗战时期、内战时期那样的战乱局面会实现这样的发展。这种难得的和平安宁的环境正是由抗美援朝的胜利所塑造的。
由此可见朝鲜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事实上朝鲜战争对美国的影响同样也是巨大的。朝鲜战争十年后的中印边境战争期间曾有记者采访麦克阿瑟对中印战争的看法，麦克阿瑟回答说：“谁跟中国陆军打仗谁就是有病”。由此可见中国志愿军给他留下的印象何其深刻。事实上朝鲜战争不只是给麦克阿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使整个美国政界、军界对中国的看法都发生了改观。
正如克拉克将军所说“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从此美军打心眼里承认中国军人的勇敢毅力和战术都是超一流的。美国军队从此视中国军队为最强硬的对手。直到今天美国军事学院教科书中唯一的中国战例就是上甘岭战役。美国开始意识到无论自己喜不喜欢中国都必须在战略上对中国足够重视。
朝鲜战争期间美军越过三八线一路推进到了鸭绿江，然而到了后来的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就对北纬17度线敏感得多了。也正因为认识到了中国的力量，所以尼克松才会在与苏联的冷战博弈最激烈之时向中国伸出橄榄枝。当然这一切都是对美国在国际战略方面的影响，事实上朝鲜战争也对美国产生了具体战术层面的影响。朝鲜战争中装备落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常采取出其不意的夜袭战打击敌人。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开始大力发展夜间使用的装备：各种夜视仪、夜视镜、照明弹、雷达等统统发展起来了。美军在朝鲜战场遭遇挫折之后反而因此使其夜战能力得到空前提高。尽管克拉克自称“第一位在没取得胜利的停战条约上签字的美国陆军司令官，然而实际上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并非一无所获。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成功拉拢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等构筑起庞大的军事同盟体系。
朝鲜战争后美国不仅保住了在韩国的战略利益，事实上还趁机进一步加深了对韩国的控制程度——韩国军队的军事指挥权正是在朝鲜战争期间被美国接管的。朝鲜战争后韩国对美国的依赖进一步加深：美国一方面通过驻军在军事上控制韩国，一方面通过扶持韩国的财阀集团在经济上控制韩国。朝鲜战争后美国的战略调整也对日本造成了影响——朝鲜战争使日本在军事上、经济上对美国的意义更加凸显。
朝鲜战争中美军的司令部就设在日本东京，日本成为美国海军、空军出击的基地，同时也是美军军需物资的中转补给基地。一时间军事订单如潮水般涌来，而以船舶、铁路等为代表的交通运输行业则直接在军需物资的周转调度过程中被最大限度地运营起来。不难想象这些对当时处于二战后的经济萧条状态中的日本而言将带来何其巨大的提振。事实上日本的战后复兴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从朝鲜战争时期真正开始步入正轨。
朝鲜战争不仅奠定了日本战后经济复兴的基础，也是日本在军事上重新开始武装的起点。朝鲜战争后美国为把日本打造成为自己遏制战略对手的工具开始在军事上对日本松绑：如今的日本自卫队和军工企业就是在朝鲜战争后发展起来的。1991年4月日本自卫队已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原则：当时日本自卫队奔赴海湾参加了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的扫雷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