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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杆子里面出政治权是在哪里提出的】北府军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平民精英逐渐取代士族政治的过程

文/水减少书生

图片/源网络

你好,我是甘老师。和你一起品味历史,感受思辨。

东晋的权力生态,是士族政治,或者说是门阀政治。

权力游戏的参与者,主要是司马皇室与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和陈郡谢氏这四大家族。

其他,还有太原王氏等大士族。

东晋的权力生态,不是皇帝政治。

所以,司马皇帝和东晋皇权,羸弱不堪,要么支配屈就于士族,要么骑墙乘间于士族。

但是,随着士族英雄凋零,士族政治的高级形态——当轴士族,就逐渐偃旗息鼓了。

对于司马皇室来说,这是一个恢复皇帝政治的难得机遇。

但是,司马家从无雄风,主昧臣暗,不仅没志向统一中原,而且也没能力总揽国政。

当轴士族不再、皇帝政治不兴,其结果就是持续了10余年的东晋内乱:

先是司马曜与司马道子这兄弟俩的主相斗争;

再是司马朝廷与地方藩臣的央地战争;

接着是桓玄篡位、安帝逊位;

结果就是东晋被折腾得亡了国、然后再被折腾得复了国。

游戏的主要参与者:司马皇室和主要士族,自己折腾自己,然后自己把自己给折腾残了。

而就在不断地政治动荡中,一股新的政治势力悄然崛起,并逐渐成熟,逐渐取代士族、成为游戏的主角。

这股新的政治势力就是北府军。

1.生于内乱:目的是维持士族均势

东晋甫一建国,就是由王导、王敦兄弟为领袖的当轴士族格局。

琅琊王氏,在朝由王导领政,在外由王敦领兵。

所谓王与马共天下,但是,王在马前,琅琊王氏是当轴士族,而司马皇室只能看王家兄弟的脸色。

但是,公元322年至324年的王敦之乱,不仅让琅琊王氏让出了当轴士族的位置,也让司马皇室和各大士族看到了危机。

这个危机便是天然形成的力量不均衡。

而主要的表现就是:荆州力量实在太大,谁镇守荆州、谁必然一家独大。

建邺拥天子以为尊而力弱,荆襄挟重兵以为强而权轻。

荆州和扬州是东晋的两大重镇。

但是,扬州有皇帝、有财帛,但是没有实力。

而荆州不仅有将军幕府,而且要人有人、要钱有钱,最要害的是要兵有兵。

荆州兵团一直是东晋的最强兵团。

荆州地处抗战前线,所以东晋朝廷既不能减其甲士又不能掣肘其权。

所以,为了实现力量均势,防止王敦之乱再次上演,东晋朝廷只能在东线扬州另外组建新的军事力量。

于是,北府军的前身京口兵或扬州兵,便孕育而生。

平定王敦之乱,以郗鉴为代表的郗氏家族出力最多。

郗鉴

而郗鉴之所以能不怯王敦的荆州兵团,主要是因为郗鉴以避难江淮的中原流民和流民帅为基础组建了一支军队。

军队才是平叛的硬实力,而仁义道德只能写在檄文里。

自此之后,郗鉴及郗氏家族控制的这支军队,就成为建康朝廷制衡当轴士族和荆州势力的重要力量。

同时,它也是维持几大士族力量相对均势的重要砝码。

2.起于危亡:北府军扬名于淝水之战

经历了庾氏、桓氏当轴之后,特别是桓温执政之后,郗鉴创立的京口扬州兵团便难再发挥制衡作用了。

桓温

主要标志是:公元369年,桓温逼走郗愔、自领扬州兵。

桓温既控制了荆州兵团又控制了扬州兵团,这就彻底打破了士族间的力量均势。

所以,当轴执政的桓氏家族,想出兵北伐就出兵北伐、想换个皇帝就换个皇帝,其原因就是东晋重兵全在桓氏手中。

桓温死后,桓氏家族开始走下坡路,陈郡谢氏逐渐当轴。

特别是淝水之战前夕,桓氏家族放弃扬州,交给东晋朝廷和谢氏家族。

为抵挡前秦入侵,谢安派遣谢玄出镇广陵,开始组建北府军。

谢安

但是,北府军并不是谢玄创建的,而是在郗鉴创建的基础上重新组建。

谢氏家族掌握军队,谢氏旧人刘牢之统领军队,而具体领兵的北府将领多是前一阶段的旧将。

而具体组建的方式,还是仿效郗鉴,招募江淮地区的流民帅。

所谓流民帅就是自有统属的流民武装组织。

这些人都是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中原农民,有过与异族武装作战的经历,战斗力极强。

所以,在对抗前秦侵略的过程中,刚刚组建的北府军就能不让戎狄,屡战屡胜。

从公元377年到公元387年,北府军一直掌握在谢氏家族手中,可以说是一支典型的士族武装。

但是,之后的事情却是:谢安让权、谢玄让兵,谢氏家族不再当轴。

于是,北府军便落到了孝武帝司马曜的大舅哥王恭手中。

谢氏家族应该是东晋朝廷中最为无害的当轴士族。

所以,东晋司马氏没能恢复皇帝政治、没能掌控朝政,既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谢安叔侄。

3.摧折于踌躇:北府军还不是一支政治力量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枪杆子只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因为枪杆子的本质还只是军事力量和军事存在,要升格为政治力量,还得有英雄、有权谋、有野心,更需要各种时机来促成。

当轴士族落幕、士族英雄凋零,但是司马皇室并未借机雄风,于是东晋内乱开始。

在东晋内乱过程中,北府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却始终没能成为政治力量。

先是,刘牢之率北府军,背叛王恭、投靠司马元显,刘牢之被封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晋陵诸军事。

自此,北府军便成为了一支独立的军事存在,已经不再是士族武装。

之后,刘牢之再率北府军平定吴恩叛乱,稳定了东晋局势。

再后,荆州桓玄与司马朝廷开打内战,这时候的刘牢之就有点儿手足无措了,他竟按兵不动。

结果就是桓玄攻进了建康、领政东晋,并且轻而易举地解除了刘牢之的兵权,大肆诛杀北府将领。

被桓玄一顿摧折之后的北府军,几乎丧失了军事存在的地位。

但是,当轴士族结束之后的东晋权力格局,本就一片混乱,再加上桓玄篡位,就只能是乱上加乱了。

所以,在这个时势的基础上,北府军的后起之秀刘裕站了出来。

刘裕联合27名中下级军官再次重组北府势力,举起为朝廷平叛的大旗,这个时候的北府军终于有了明确的政治方向。

而更关键的是北府军有了一个野心满满的领袖,使其迎来了再次升级:由军事力量蜕变为政治力量。

4.枪杆子终出政权:一系列事势相激使然

当轴士族落幕,司马皇室不兴,再经东晋内乱,整个东晋已经里外全烂。

所以,这个时候的东晋权力格局,只能重新洗牌。

而洗牌的结果就是北府军开始取代士族政治,成为权力游戏的主角。

在这个过程中,北府军的新领袖刘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一系列事势相激才是更大的促成因素:

第一个是东晋内乱为北府军升级为政治力量提供了时势的可能。

不是枪杆子就一定出政权,如果遵循这个道理,皇帝就不能世袭,而只能由将军轮流做。

枪杆子升级,得有乱的形势,而且还不能是一般的乱,得是“秦人失鹿”的乱。

东晋内乱就是这样的条件,士族大家和司马皇室已经崩盘,短期内出不来领军人物,这就为刘裕及北府军提供了机遇。

第二个是历史的镜子让刘裕及北府势力领教了权力的厉害。

之前的京口兵、后来的北府军,一直都是支撑东晋的重要军事力量,打赢过外战、也平定过内乱。

但是,在北府将士血染征袍之后,得利最多的不是北府军也不是北府将领,而是士族大家和司马皇室。

刘牢之就是最大的前车之鉴,不仅自己落得自杀而死,而且连带害死了大批北府将领。

不能进入到权力的游戏,军力在强、战功再多,也只是别人的砧板鱼肉,所以刘裕及北府势力一定要在权力的格局中站稳脚跟,他们不想再做刘牢之。

第三个是皇室和士族已经腐败不堪,东晋权力系统需要新鲜血液。

陈郡谢氏落幕,便已经宣告士族难再领导东晋。

士族不再出英雄,这是表象,而实质则是士族归于平庸。

司马皇室呢?他们从南渡之前就一直平庸。

但是,面对北方异族的咄咄逼人,执政者平庸就不能被允许,所以东晋的权力系统呼唤新鲜血液。

既然“肉食者鄙”,那就只能“曹刿论战”,于是北府势力进入到了权力格局。

对于刘牢之、刘裕这些人,很多学者将其标签为次等士族,是次等士族再向司马皇室和豪门士族要权力。

但是,与其说他们是次等士族,莫不如说他们是平民精英,是平民精英通过军队和战争这个最残酷的丛林杀进了权力系统。

自此之后,东晋的士族政治或门阀政治便宣告结束,权力的游戏将换成另外一番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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