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医生节】重症监护室里可能没有奇迹，但依然有快乐的瞬间 | 国际医生节

据：3月30日是国际医生日。在传染病中，医生救死扶伤的形象得到了无数普通人的认可和尊重。

医生总是最近距离地面对人类的痛苦与软弱，其工作也常常充满着我们难以想象的震撼和悲伤。《生命的七种迹象：来自重症监护室的故事》一书作者奥菲·艾比（Aoife Abbey）是英国重症监护协会的理事会成员，她作为一名重症监护科医生，走进过无数病人的生活，经历过恐惧、悲伤、愤怒、厌恶，也经历过希望与快乐。她看到，人类是通过共同的情感体验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医生工作会让这些情感被唤起、激发和放大。工作让医生和病人区分开来，但在情感方面，“医生和其他人其实并没有什么差别。”在下面这篇文章中，她从自身经历出发讲述了行医过程中自己感受到快乐的时刻。在重症监护室里，这种情感与寻常意义上的快乐很不相同，可能常常与痛苦、悲伤相伴而生。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人类情感的多样，也更能理解医生这个职业的复杂性。

《快乐》

文 | [英]奥菲·艾比 译 | 步凯

人们总是问我，是否喜欢自己的工作。我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回答他们：尽管我并非每时每刻都能热爱工作，但我每天至少爱我的工作一次，这让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独自走在楼梯上、去看转诊病人的时候，常常会迎来这样的时刻。它不是来源于某一个特定的病人或某一天的成就，而是来自一种意识、一种感觉，知道自己做着正确的事，这种感觉已经成为我的好朋友。这是一种偶遇，如同夏日中的一缕清风，让你注意到刚割下的青草的味道。

在重症监护医学中，快乐并不总是以你想象的方式出现，但它确实存在。我确信这一点。我的工作常常让我很早起床，我可以很容易地占据一个有利位置，体会自己工作的巨大价值。然而，最终得以兑现的幸福感很少来自意外的好运时刻，这可不像在圣诞节的早晨跑下楼梯去找你想要的东西，也与赢得一个奖项、达成一笔交易，或获得一份大合同不同，更绝非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因此，在简单的生活中找到快乐，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最终，我从自己的工作中所收获的快乐主要来自病人病情的起伏变化，我认识到，虽然他们与疾病的斗争过程很有可能持续到从重症监护病房转出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但最后很可能收获好的结果。这当然会让我感到高兴。我常常认为，在工作中感受到的快乐实际上可能只是种纯粹的安慰。在重症监护中，我们表现出了太多的恐惧，经常在这种不确定性之中工作，哪怕病人只恢复了一点点，也足以让人感到振奋。

人们可能会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也与大多数病人建立了一种关系，并最终从这种互动产生的反馈中受益。除了偶尔的例外，我确实不知道是否可以把重症监护中医生和病人之间发生的事情，称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关系。当我们彼此完全不认识时，很难向别人解释，病人和他们的经历在我生活中的重要性。有时病人会回到重症监护病房，看看曾经待过的地方。我从工作中抬起头来，看到以前的病人出乎意料地站在面前，这确实是一种令人愉悦的感觉，他们已经恢复了健康，有时我几乎认不出他们了。这是一种让你感到温暖的喜悦，这种温暖发自你的肺腑，汇成你的微笑。当然，对我来说，很多时候我需要在那天向病人做个自我介绍。我跟他们打招呼，即使他们完全不知道我是谁，但看到他们站在那里，依然是我在一整天里见过的最美好的事情。我碰到的很多病人，可能根本不会知道我站在他们身边的紧急时刻，不会知道我就他们的病情所进行的分析，或是我花在抢救上的时间。我还记得在重症监护室里，一个年轻女子在床上尖叫的可怕情景。她太虚弱了，甚至无法吞下自己的唾液，她像女妖一样号啕大哭，情绪极为痛苦沮丧。她完全有权利生气，有权利尖叫，有权利喊叫。我常常想知道，为什么更多的病人不这样做。这个女人有充分的权利来谴责那个让她遭受如此痛苦的宇宙，同时也喊出她对重返健康状态的希望。第一天晚上，她的尖叫声传遍了整个病区。这种叫声充斥着我的脑海，我很害怕，并不是因为我和她有同样的感受，虽然我对她怀有深深的同情，但显然我只能想象那种沮丧。我的害怕来自一种感觉，仿佛我是个狱卒，串通一气策划了她所遭受的折磨。我希望她别再叫了，因为我知道，即使她再继续叫，我也无法赶走她的痛苦，另外也是因为我只是单纯地不想听到这种叫声。最后，一名护士让她平静下来了，护士从口袋里掏出一管护手霜，慢慢地擦在病人的两只手上。

几个月后，我在去急救室的路上急匆匆地穿过候诊室，那位护士问我：“你不去看看她吗？”我停下来，回头看了看一位年轻的女士，她面带微笑，手里还牵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他们站在那里，一个母亲和她的孩子，我花了几秒钟才认出了这位我照顾了那么久的女人。她可能并不会把我想作她人生旅途中重要的一部分，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我给予她的大部分照顾都是在她没什么意识的时候完成的，但这并没有减少我所收获的快乐。病人可能根本不会分享我和他们偶遇的故事，我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与人打交道上，并且创造了如此多的记忆，这些记忆可能不会存在于另一个人的意识中，它们常常只存在于我的脑海，只与我自己的现实生活相关，我从不确定它们会变成什么，或是意味着什么。我向那位女病人做了自我介绍，告诉她，她看上去很好。然后，我把那天早上意外出现在我面前的快乐收集起来，带着它度过了一整天。我现在有了另一段记忆来抚慰那段她尖叫的记忆，我感到高兴而释然。

***

艾米莉·狄金森（EmilyDickinson）在她的《我追问钟声敲响的原因》中写道：“敲响的钟声应该是欢快的，它昭告天下，一个灵魂已经升入了天堂。”我看到了太多的死亡，以致无法坦然地相信那些陈词滥调，或一概而论的话语。我知道它们有自己的功能，人类需要在事物中找到更高级的意义，但总的来说，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对任何宗教信仰抱有那种信念。但是，不管你是否相信天堂，死亡和活着一样，都是与生命息息相关的。死亡是生命中的一件大事，不能等到最后一刻一笔勾销，或是一盖了之。简单地说，如果你想活下去，就必须接受死亡。对有些人来说，死亡来得突然、残酷、毫无道理。对另一些人来说，死亡来得很缓慢，我们可能会说这是自然而然的死亡。而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他们的状态处于两者之间。无论情况如何，死亡都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我认为，如果我真正理解了自己的工作，就应该像对待幸存者一样，积极地对待那些即将死去的人，并从这种执着的工作中寻找可能出现的快乐。我不认为自己必须对某种更高的存在抱有不可动摇的信念，才能在死亡中找到快乐。

在照顾垂死病人的过程中寻找快乐，意味着直面死亡。你不能只把头露出来，身子躲在垫子后面。你不可能做一名逃避者，因为死亡不会等待，也不在乎你是否错过了享受当下的机会。黛安娜（Diana）是一位80多岁的老妇人，在重症病房待了不到一个星期。她有冠状动脉心脏病病史，来医院时心脏又有一些缺血性损伤，这导致她出现了晚期心力衰竭，对她来说，保证短期生存的唯一可行办法是无创通气，并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治疗。我前两次上夜班都为黛安娜提供了照护，不幸的是，她的境况并没有多少改善。现在已经是第三个晚上了，她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病情正在恶化。

黛安娜躺在床上，戴着无创通气面罩，流着汗，她不时地表现出焦虑。面罩显得如此傲慢，在那种面罩之下，往往很难看到一些能够给你反馈的面部表情。那个夜班我一直在忙着转诊。黛安娜的护士意识到了死亡的逼近，每次我走过她面前，她都会给我看血气测量的结果，我对她的回答大概是：“我们已经竭尽所能了。如果她的身体确实开始衰竭，我们会做出决定。”夜晚慢慢过去了。一位病人转诊过来，另一位要紧急抢救，还要随时关注黛安娜离悬崖边缘还有多远。早上5点的时候，护士在黛安娜的心脏监护仪上看到一连串的非持续性心律失常的信号。她给我看了另一份血气测量报告，并看了我一眼，提醒我不要逃避不可避免的事情。

我给顾问医师打了电话，他同意我的想法，为了让黛安娜的境况有所好转，我们已经竭尽所能了，现在应该把家属叫来。我让护士给他们打电话，而我去照看另一位转诊病人。当我回来的时候，家人都已经守在床边，但我还是低着头走了过去，因为我还要再去看一个病人。我和护士对视了一下，抱歉地指着我的实时呼叫系统说：“对不起，给我5分钟。”她转了转眼睛，目光尖锐。我边走边想，该如何向黛安娜介绍可供她选择的方案。把死亡作为一个话题并不会让我感到不舒服，但它的某些方面确实令人畏惧。与家人谈论他们的至亲即将离世是家常便饭，甚至与病人谈论他们对临终关怀的想法也是如此，这些问题可能会在未来几周或几个月内出现，我很少为此感到不安。但就在当下，就在这1小时之内，要坐下来和病人谈论他们的死亡，多少还是有些奇怪。黛安娜的选择其实很少：

选择一：无创通气的方法已经失败，她要接受这一事实。但可以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继续使用这一方法，就这一选择来说，她需要知道，自己去世时，面罩很可能仍然绑在脸上。

选择二：摘下面罩。她需要知道，如果这样做，她可能会很快死去，可能就在几分钟之内。

我在想，能不能找个理由推迟3个小时，不去面对这场谈话，直到换班。但我的任务清单上已经没什么工作了，没有什么比处理黛安娜的情况更为紧迫的事了。我见了她的家人，并解释说目前的治疗策略并不奏效，我将和黛安娜沟通一下可选择的方案。我知道，这是我该做的事，但我不知道，到底怎么做才算对。如何告诉一个人她很快就要死了？

在全家人的注视下，我坐下来和黛安娜说话，黛安娜希望他们留下来。总的来说，当涉及如此敏感和重要的谈话时，无创通气面罩是一个障碍。然而，正如我当时意识到的，面罩的一个正面影响在于，你真的需要离病人非常近，这样你们才能在机器的噪声之下、越过无创通气面罩这一塑料屏障，听到彼此的声音。因此，我紧挨着黛安娜坐下，半坐在床上。我刚一开口说话，屋子里的家属、设备就仿佛都消失了，只剩下我和黛安娜，以及我们的谈话。

黛安娜决定摘下面罩，她问我，是否要先把她送到别的地方去。我告诉她不会，她会和我们待在一起。她还问我，这种选择会不会很痛，我告诉她，我们不会让她感到任何不适，这个过程会很快，丈夫和孩子就在她身边。和黛安娜谈话后，我转过身去看着家人和护士，他们都在哭。我真的忘了他们还在那里。

摘掉面罩之前，全家人和黛安娜在一起坐了几分钟。当护士伸手去拿面罩的带子时，我突然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觉得自己对黛安娜的死负有责任。从理性的视角来看，我知道黛安娜的死亡顺其自然，与我的选择无关。但一想到这是一次永远不可逆转的选择，这几分钟内发生的事情将永远伴随她的家人，我就感到了一种压力。作为医生，有时我感到沮丧，好像人们忘记了死亡不是我的发明，也不是我的木偶或玩具。但有那么一秒钟，我真的在想：我是不是真的在做什么坏事？

护士摘下了面罩，黛安娜的脸上露出几分亮色。她舒心地笑了笑，说了句对我来说永远都很特别的话：“啊，总算松了一口气。”

在我听来，如释重负的声音从未如此真切。她要了一杯饮料，我在塑料杯里倒满了水，递给她丈夫，让他把吸管放进爱人嘴里。然后，我便离开了。不到5分钟，黛安娜与世长辞。

“啊，总算松了口气。”黛安娜说那些话并不是为了我，但我却因此非常感激她。在那一刻，这句话给了我几分快乐。我知道我们给了她一个机会，让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体验了痛苦和悲伤以外的东西，这让我感到快乐和荣幸。

白班团队来交接工作了。当我们谈到黛安娜时，没有人对她的死亡感到惊讶。临走前，我感谢护士帮我做了正确的事。我开车回家，当我睡眼惺忪地在红灯前停下来时，我也感谢了黛安娜。

你可能会觉得，这些例子里有一些很悲伤的事件，它们原本只应该与痛苦或悲伤的记忆放在一起，而我却将之与快乐联系起来。但如果把快乐的门槛，设为等待那些没有任何痛苦或创伤的事件，那我可能要等很长时间。重症监护涉及很多事情，但它并不意味着战胜死亡，也与奇迹无关。

我在工作中会遇到一些病情极为严重的病人，我不相信他们对自身的境况一无所知。我不认为他们会盯着重症监护病房的方砖天花板，梦想着成为宇航员或探险家，也不认为他们会牵着妻子的手，想着“希望我们能中彩票，变得富有”。也许我错了，但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只是希望能再次拥有生活。他们希望拥有日常生活中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那些东西：自己呼吸的能力、起床的能力、坐在马桶上的能力、躺在浴缸里的能力，能够吞下食物，选择想要的早餐，能够走进这个世界，欣赏它所有的美丽，或是抱怨坏天气—仅仅是完成这些选择的能力。

我曾有幸照顾过几位经历了器官移植手术的病人。在一个新年前夜，我和一位刚做了心肺移植手术的女性聊天。她是我的病人中唯一一个新年钟声响起时还没有睡着的人。我在塑料杯里倒了些橙汁，拿给她，我们碰杯时，我问她拥有新的肺是什么感觉。我觉得她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停顿了一两秒钟后，她告诉我，她已经忘记了深呼吸的感觉。我问她，离开医院后最想去哪里。我仍然感到惊讶的是，虽然我经常问这个问题，但从来没有一个病人说出过什么远大的抱负或愿望。

“我不知道。好长时间了，我只能过一天算一天。”

“也许答案就在你想去的任何地方。”我说。

被我的想法提示后，她又补充说，她可能想去海滩。“即使很冷，但是能待在外面就很好。”

在医学上，你所看到的世界很少涉及魔法或奇迹，它甚至很少涉及公正。作为一个有7年行医经验的医生，我可能会比一般公众更为玩世不恭，我尽量避免带入自己的感性认知，这是一种必要的生存机制。尽管有意识地努力保持头脑清醒，但我还是尝试从一些故事中提取具有魔力的因素。我坚守着它们，因为我同时也无怨无悔地相信，玩世不恭不是度过一天的唯一方式。

***

罗丝来到老年病房时，腿上出现了感染性的溃疡。这种感染的治疗并没有花很长时间，但后来她的精神出了问题，她本打算在我们的病房做短暂停留，结果升级成了长达几个月的常住。那时我还是一名新医生，刚进病房，还在做我的第一份工作。除了急性感染，没有人知道罗丝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也许是老年痴呆症，也许是严重的抑郁症，她还有行为问题，有些攻击性。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诊断，但她还是离原本中产阶级的退休生活渐行渐远。罗丝曾是一名会计师，现在，她的丈夫几乎认不出她了；事实上，我们也几乎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们在多学科会诊时讨论了罗丝的问题，他们认为应该找专门接收有精神问题老人的养老院。然而，合适的地方少之又少，所以罗丝只能继续等待。一个多月过去了，有时她还会大喊大叫，有时她只是躺在那里，完全无视我的问题。有时候，她会表现得仿佛完全没有生命，装死，一直等我胆怯地趴到她的头旁，问她怎么样时，才发出一声时机恰到好处的、惊天动地的吼声，吓我一大跳。她还是不回答问题，我们之间的每一次交流都无果而终。

在我们一起相处了大约8周之后，一天下午，大概5点，我正要离开她的房间。“明天见，罗丝。”我离开时例行公事地说道。但我随即停住了脚步，我听到了我的名字，（她知道我的名字吗？）还有一句“我很孤独”。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冲到她的床边：“对不起，你想和我说说话吗？”她不想。

“我们可以看书，或者看报？”

她问我要填字游戏。

8个星期以来，我们竭尽全力照顾罗丝，给她洗澡、穿衣，喂她吃饭。我们给她开了抗生素和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我们把套管插入她的静脉，收集血液和尿液进行化验。我们征求了精神病学、神经学和老年病学专家的意见。我们很想帮助她，但我们所有的尝试都行不通。罗丝从来没有直接向我们要过一件东西，但现在她向我要了一个填字游戏，为了带给她这个填字游戏，我简直就像闯过了千难万险。

我冲出了房间，就像在寻找心脏骤停抢救的手推床一样。“我需要填字游戏!”我冲进活动室，翻着一箱杂志，大声喊道。护士们聚在一起，怀着敬畏的心情透过小侧室的窗户往里看。这个场景就像奥利佛·萨克斯（OliverSacks）的《睡人》（Awakenings）—在照顾老人的过程中，发生这种事情简直如同碰到奇迹一般。我坐在她床边的椅子上，发现罗丝知道填字游戏里的每一个答案，我只是把她说的填上去。我们在那个房间里共处了将近2个小时，我们谈论了这几个月中发生的故事，仿佛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奇怪的事情。

第二天早上，我满怀期待地打开了她的房门：“早上好，罗丝。”但是我没有得到回答，罗丝一动也不动，甚至看都不看我一眼，我们之间再也没有发生什么互动。几周后，她离开我们去了养老院，不知道由谁管护起来了。

我有时会觉得，这可能是我对医学最兴奋、最快乐，但同时也是最悲伤的记忆了。没有任何一个词可以恰如其分地形容这种感觉，也许算是苦乐参半吧。每当我坐下来，思考填字游戏那天发生的事情，仍然觉得有点魔幻，我觉得完全可以放飞自己的想象，相信这就是某种魔力。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生命的七种迹象：来自重症监护室的故事》第三章，内容有删改，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