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1927年春季以后，南京和武汉国民政府相继“清党”和“分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戛然而止，革命形势几乎一夜之间跌入谷底。
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的第一枪，但很快失败了，队伍南撤。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从此成为长期指导中国革命的一条重要原则。
位于湖北省汉口原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的八七会议会址
毛泽东当时在会上是这样说的 ：
“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毛泽东之所以这么说，最直接的原因是大革命的失败创深痛巨，但根本的还在于毛泽东不迷信权威、不照搬教条，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事求是地认知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
在我们党成立的最初阶段，党把主要精力放在宣传主义和组织工人上。在党看来，这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本质决定的，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对有人热衷于搞枪杆子的做法，党认为是军事投机，不能算作革命的正途。
无疑，这一时期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对党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基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作为一个革命政党，如只掌握“笔杆子”而没有“枪杆子”，显然不能推翻具有强大军事实力的反动势力。
国民党叛变革命以后，我们党真可谓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面对局势突如其来的巨变，下一步怎么走？这个问题非常急迫地摆在党的面前。但中央领导层中一些人的认识一时还没能跟上急遽变化的局势，仍然用教条主义的那一套来思考问题、分析形势。
1927年4月底至5月初，在武汉召开党的五大，全党上下对以后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怎样继续革命等问题都翘首以盼，渴望中央给予明确指导，如大旱之望云霓。
但是，大会通过的决议只是说：“现在革命已进到第三个阶段，封建分子与大资产阶级已转过来反对革命。在这阶段中，革命势力之社会基础是无产阶级、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联盟。”这样的决议传达到基层，让人觉得与实际情况非常隔膜，完全没有说到问题的要害。
令人欣慰的是，这并不是全党唯一的声音。早在1927年年初，毛泽东在实地考察了湘潭等五县的农民运动之后，就说过一段脍炙人口的话：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毛泽东指出了革命的暴力性质，与斯大林提出的中国革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观点，异曲同工。既然如此，掌握枪杆子，从逻辑到事实，都显得十分必要了。
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在八七会议上，以著名的“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形象生动、铿锵有力、发人深省的口号，无比鲜明地提了出来，无疑是对中国革命理论和斗争方式的巨大突破！
毛泽东不仅是理论家，更是脚踏实地的革命家。此后不久，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革命理论。
八七会议后，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毛泽东征求意见，希望他到上海的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在此之前，湖南省委也曾向中央请求派毛泽东回湖南，领导那里的武装斗争。于是，中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虽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全国革命形势低落等原因而失败了，但它锻炼出了一支队伍——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这支队伍在秋收起义受挫之后，根据毛泽东当机立断的命令，改变原有部署，实施了适当的退却。在此之后，起义军经三湾改编，走上井冈山，逐渐发展成为党领导的最著名的武装。
毛泽东等中共党人，也从山沟沟里开始，用枪杆子武装起自己的队伍，经过漫长的艰苦奋斗，最终打出了一个中国人民的新政权！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回到湖南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这是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同参加秋收起义的部分人员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