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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首都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特别是在中国古代，新政权建立的第一件大事是开元和首都。好像有首都，好像政权有了基础。
而对于首都的营建也是历代帝王必不可少的大事，比如今天的北京故宫依然是让人叹为观止。也因为首都的重要性，古代一旦皇帝动了迁都的想法，则必然会有大批声音来反对，比如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就引起了大批鲜卑贵族的反对，最后不得已值得以出兵为由逼迫反对者同意。崇祯皇帝也曾经动过迁都南京的念头，但是最后苦于大臣的反对只好作罢，最终命丧景山。这一切都因为对中央王朝来说，首都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文化中心，天子脚下的皇城根有着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崇高地位和特权，直到今天也是这样。
但是我们心中“众星捧月”的首都，在少数民族建立的辽，却完全不一样，不仅不是唯一的，甚至还有五个，它们都也都有“京”的名号，并且在辽代的行政体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种制度也影响了后面女真人建立的金国。
02
五京制度
辽代的五京制度，并不是某个皇帝的突发奇想，而是经历了漫长过程才最终确立。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神册3年出现的“皇都”开始算起，到辽兴宗时期最后一个的西京被确立，共历时126年，经过7代帝王才最终完成形成。要知道辽国国祚一共218年，也就是说五京制度的确立，花费了辽国近一半的时间。
神册三年，辽太祖建立了契丹自己的都城，一开始的名字叫“西楼”。所谓西楼，并不是一座楼，而是契丹古地名。在部落时代，阿保机秋季狩猎多在此地，作为游牧民族，契丹自然保持着骑马打猎的习俗，常年在此打猎的阿保机就把此地作为龙兴之地，在神册三年定都于此，并开始创建“皇都”。
到了938年，此地正式改名为“上京临潢府”，西楼即上京这一点在《辽史》、《资治通鉴》中都有记载。
第二个都城是在928年正式却。这里要提的是，虽然938年才正式有上京的说法，但是由于其很早就被作为都城而存在，所以把它视为第一都城。
根据《辽史》的记载：天显三年十二月，升东平郡为南京。这个南京一开始是东丹国的都城，东丹是辽在灭亡渤海国后在其地设立的一个属国。后来辽太宗耶律德光又废除东丹国，把东丹国的属地划到东京辽阳府。
这样一来，原来作为东平郡的南京变成了辽的东京，而南京的称号就给了幽州，这个幽州就在咱们熟悉的燕云十六州的中。后晋石敬瑭为了获得契丹的支持，主动割让燕云十六州，契丹得到了中原的大批领土，于是辽太宗就把原来的东丹国东平郡的南京变成了东京，把燕云地区的幽州变成了南京。
后来在1007年和1044年又分别建立了中京大定府和西京大同府。至此，辽的五京全部完成。
其实今天不仅仅是想聊辽代五京的建立过程，更多的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些，辽的五京在辽代的行政划分中到底属于一个什么地位，是五个首都还是五个地方行政中心，还是有着不同于咱们传统意义上“首都的”的意义而存在？
03
一主四辅
由于首都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辽之五京，一主四辅”，也就是把上京做为全国的首都，其他四京作为陪都。其实陪都制度在中国古代并不少见，历朝历代的陪都，除了本身的政治属性之外，都扮演着地方行政中心的角色，比如清代除了北京之外，就把盛京奉天府做为陪都；明代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南京依然做为陪都存在并保留了一套行政班底，在崇祯皇帝殉国之后，南京也短暂的做为南明小朝廷的都城再次发挥其“首都”的作用。
这么看来，辽国四京陪都的说法似乎也说得过去。但是依然有人持有反对意见，其根据是来源于辽代的“捺钵”制度。所谓“捺钵”，是契丹语的译音，本意是指辽国皇帝的行营。自辽代以来，辽国帝王都保持着其祖先在游牧生活中养成的居处无常，四处游猎的习惯，所以“捺钵”也就成了指帝王的四季渔猎活动的专有名词，也就是“春水秋山，冬夏捺钵”，合称“四时捺钵”。
根据《辽史·营卫志》的记载，皇帝的出行是十分不固定的，而这种不确定性也就说明了，皇帝每年待着宫里的时间少之又少，而且每当皇帝出行，辽的重要行政机关比如中书省、枢密院等也随驾而行，故有“行朝”的说法，这一点也得到了当时宋人的证实。
04
地方中心
所以有人据此认为，辽之五京，并没有起到像中原王朝首都一样的作用，不过是地方的行政中心，类似于咱们今天的省会加军区。这一点似乎也很有说服力，因为辽代的地方行政制度还有以五京命名的“五京道”。而如果非要找一个首都的话，由于上京是契丹根源所在，所以上京可能在名义上更代表“首都”。
但是不要忘了，由契丹民族所建立的辽，一方面吸收了大量的中原文化，他们并不同于匈奴和突厥，只用帐篷就能统治整个草原；另一方面他们的统治区也不仅仅局限于草原，还包括有大量汉人的地区，这就使得他们的政府不再是“逐水草而居”的流动政府，而需要一个真正意义是上的，稳定的行政中心。
这一点体现在随行官员的数量上。虽说皇帝捺钵官员随行，但是显然把整个政府班子带着身边是不现实的，不仅耗费人力物力财力，也严重影响了皇帝的行进速度。根据《辽史·营卫制》记载，汉人枢密院、中书省，御史台、大理寺等只选择少数官员随行。平时，宰相以下均留守中京，小事自行解决，大事再报告皇帝决策。
还有契丹人对于宫殿的建设和在五京中从事的活动。辽圣宗就特别重视中京的建设和营造，虽然辽的京城并没有同时期北宋的开封汴梁那么雄伟华丽，但是作为首都应有的基础设施却也一应俱全，比如上京临潢府和中京大定府，就按照中原王朝的规划，建立外城，外城内是皇城，并且也按照“前朝后寝”的方式营造宫殿作为上朝和居住之所。
根据《辽志》记载，这些宫殿不仅有上朝用的，还有专门供皇后居住的文化殿、已经举行册封仪式的元和殿、弘政殿、宣庆殿等等，这些记载至少说明，在辽代，册封等重大仪式已经在京城举行了。
除了政治之外，辽之首都还起到了财政中心的作用。尤其是作为五京之一的南京，由于南京幽州府位于汉地，物产跟其他四京相比较为丰富，再加上辽的军事重心不同于中原王朝，历代以来中原王朝的防守重心在北方，而原本出于北方的辽，自然军事重心在南，所以南京的军事开销自然最多，故辽国的财政多向京城流动是可想而知的。为了供应皇室和朝廷的巨大开销，上京设有专门用于储备的仓库和管理官员，这些都是流动的行营无法有效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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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综上所述，辽代的五京，并不是名义上的首都，也不仅仅是地方行政中心。由于辽代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虽然其有皇帝无固定居所的特点，但是辽又早早超越了那些完全凭借武力进行征服的纯游牧民族，在政权方面更倾向于中原王朝，仿照中原王朝的统治机构和方式。
所以虽然辽代的中枢系统虽然随皇帝“捺钵”，但是也需要一个固定的政治中心。由此可见，辽代首都，是皇帝结束“捺钵”和巡游结束后的归宿。因为他的家庭成员的主要部分并不随驾，而是居住在城中，政府的大部分人员也在城中，物资储备，供应中心也在首都。
不过，辽代首都的政治中心地位并不完全等同于中原王朝，由于其少数民族的本性，其首都的作用和地位与同时期的北宋东京汴梁依然不可同日而与。简单来说，辽之五京，虽然达不到中原政权首都政治中心的那种高度，但是也是其他游牧民族的帐篷不可比拟的。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康家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