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今天来欣赏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易卜生是19世纪后期挪威杰出的戏剧家和《社会问题剧》的创始人，也被称为“西方现代戏剧之父”。
这部作品是“社会问题剧”的代表作之一。《玩偶之家》是一部三幕戏剧。故事讲述了女主人公娜拉为给丈夫海尔茂治病，瞒着丈夫伪造签名向柯洛克斯泰借钱，无意犯了伪造字据罪。多年后，海尔茂升职经理，开除了柯洛克斯泰，后者拿字据要挟娜拉，海尔茂知情后勃然大怒，骂娜拉是“坏东西”、“罪犯”、“下贱女人”，说自己的前程全被她毁了，而当危机解除后，又立刻恢复了对妻子的甜言蜜语，娜拉认清了自己在家庭中“玩偶”般从属于丈夫的地位，当她丈夫的自私、虚伪的丑恶灵魂暴露无疑的时候，最终断然出走。
娜拉和海尔茂冲突的根源：剧情是由娜拉和海尔茂之间思想观念上的对立与冲突而展开的：娜拉真诚善良，海尔茂虚伪自私。海尔茂看起来似乎很爱娜拉，平日里对她满口的甜言蜜语。但他发现了娜拉曾假签名借债后，不但没有挺身而出，反而怒骂娜拉是“道德败坏”的“下贱女人”，因此不准娜拉有教育子女的权利。可见，他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名誉和地位，他爱妻子不过是口是心非的玩意儿。相反，娜拉在父亲病重因而无法拿到他的签名的情况下，不得已冒充父亲的签名借钱为丈夫治病；当伪造签名的事将败露时，她曾决定牺牲自己，甚至以自杀来保全丈夫的名誉。这些都表现出她的真诚与善良。
在“爱”的问题上，他们两人观念也截然不同，一个虚伪，一个真诚。海尔茂看起来爱娜拉，但骨子里只是把她当作好看的“纸娃娃”，是一个玩偶，没有自由的意志，一切要由他来支配。相反，娜拉对丈夫的感情是真诚纯洁的。娜拉和海尔茂的冲突展示了各自不同的思想境界和性格特征。如果说海尔茂代表了当时欧洲普遍的男权主义思想，那么，娜拉则代表了女性对独立人格与尊严的追求。
娜拉出走的社会意义：剧本通过娜拉与海尔茂之间矛盾冲突的描写，撕下了男权社会中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的面纱，暴露了建立在男权统治基础上的夫妻关系的虚伪。娜拉出走的进步意义在于：它向男权主义提出了公开挑战，向社会提出了妇女解放的问题。因此《玩偶之家》作为“社会问题剧”，在我国主要被理解为表现了家庭婚姻问题或者男女平等的“社会问题”。在中国的文化与文学语境中,这是具有反封建意义的主题。从《玩偶之家》深层意蕴看，该剧表达的是人的觉醒和人性解放的问题。娜拉说的“我是一个人”，当然包含了“女人也是人”的意思，同时也是指类的意义上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娜拉提出的不仅仅是男女平等、妇女地位的问题，而且是指西方传统文化中人的自由与解放的问题。她对宗教合理性的大胆质疑。其间隐含了尼采式的传统文化死亡的意味。
该剧已经远远超越了婚姻与家庭问题，涉及到了社会制度及其赖以存在的文化对于人之合理性问题，是人的自由与权利的问题。所以，娜拉反叛的不仅仅是传统的家庭道德，而且是西方社会的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在这种意义上，娜拉的觉醒不只是妇女的觉醒，更是“人”的觉醒。娜拉的觉醒表达了易卜生对西方传统文化的反叛，这是易卜生“社会问题剧”之“问题”的哲理内涵和现代意蕴所在，也是“易卜生主义”的精髓之所在。
这个剧本对于妇女解放运动起到了激发和推动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国，《玩偶之家》传入之后，娜拉成了当时许许多多中国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个性解放的榜样。许多中国作家也描写了类似题材的文学作品，其中鲁迅先生还以这个剧本为题发表了《娜拉走后怎么样》的演讲（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了解一下）。 因此《玩偶之家》作为社会问题剧在我国主要被理解为表现家庭婚姻问题或者男女平等的“社会问题”剧。在中国的文化与文学语境中这是具有反封建意义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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