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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年初地区社会经济衰退，大批农民流离失所。
曹操统一河北，封宗室子弟于幽州，使幽州成为曹魏政权下的行政区域。对于幽州北边，曹魏设护乌丸、鲜卑校尉进行治理，加快了幽州地区民族融合的步伐。同时，为了防止形成东汉初年彭宠叛乱的局面，遂有“任子”“质子”的边防规定，即外边州郡长官须将长子送到京师邺城居住，作为取得中央政权信任的人质，而且对于擅自挑衅边防的官吏严惩不贷。这些都对北方安定有着重要作用。蓟城不仅为中原地区的北方屏障，也是曹魏经营辽东地区的守防之地。在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下，幽州地区的农田水利得到开发，如齐王芳嘉平二年（250年），魏征北将军刘靖修戾陵堰，史称“水灌溉蓟城南北，三更种稻，边民利之”。曹魏统治幽州仅四十余年，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魏元帝咸熙二年（265年），司马炎代魏自立为帝，国号晋，建元泰始，是为晋武帝，史称西晋。西晋时，幽州地区置有范阳国和燕国，州治所初在涿，后迁到蓟城。西晋统治者对幽州边地防务亦很重视，蓟城始终是西晋在北边的重要军镇。魏晋之时，幽州的商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虽不能和东汉时期相比，但直至西晋末年也仍保持一定水平。这可从八宝山西晋华芳墓和顺义区大营村西晋墓等少量魏晋墓葬出土的文物、规制等看出。
十六国时期，先后有前燕、后赵、后燕等政权统治幽州，幽州地区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总体仍是向前的。如后赵石氏在幽冀地区，劝课农桑、减轻赋税。慕容氏定都于蓟，在蓟城建太庙、修宫室。魏晋时期，幽州地区即有内附的乌丸、鲜卑部落杂居。在十六国动乱中，更加剧了各民族的混居局面，为各民族的广泛接触和共同生活创造了机会，从而为隋唐时期进一步实现民族大融合奠定了基础。
北魏是鲜卑拓跋氏建立的政权，统一了北方，形成南北朝对峙局面。幽州仍治蓟城，领燕郡、范阳、渔阳三郡十八县。北魏统治者屡屡巡幸幽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休养民力、恢复生产。特别是燕郡太守范阳卢道将和幽州刺史裴延儁兴修农田水利，成功解决了幽州范阳、渔阳、燕郡部分地区的农田灌溉问题，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
大定元年（581年）二月，隋朝建立，长达三百余年的南北分立复归一统，这对幽州而言，亦是难得的恢复与发展机遇。鉴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政治形势，隋朝构建了以幽州为中心的防务体系，幽州在隋朝的政治地位与军事作用不断提升。在军事防卫体系建设中，有些措施对幽州地区，甚至对北京成为全国性都城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并起到了推动作用。隋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为用兵辽东，开凿了自南而北通达蓟城南郊的运河——永济渠，即京杭大运河的前身，以此强化了它的水路交通优势。永济渠的开通，不仅将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与富饶的关东和江淮地区联系在一起，而且成为维系中华民族统一的重要纽带。
隋末全国形成了三股反隋集团势力，即李渊以长安为中心占据关中，王世充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占据关东，窦建德以河间乐寿为中心占据河北，相互抗衡。而此时幽州总管罗艺对李渊的援助和支持，打破了三足鼎立的局面，推动了唐王朝的建立。随着李渊对罗艺的封爵加官，幽州的地位与作用更为突出，已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军事重地。
唐太宗和高宗时期，通过征讨东突厥和高丽的战争，对幽州地区实施了统治与管理。武则天时期，幽州出现大量突厥、契丹等族羁縻州县，形成各民族杂居的新局面，这也是唐代幽州的一大特点。同时，任非汉族人士为幽州主官，管辖辽东的安东都护府亦设在幽州，蓟城俨然已经成为唐朝控制东北疆土的重要中枢基地。
唐太宗远征高丽的大军在蓟城誓师，班师后计划在城内东南隅修建寺院缅怀阵亡将士。武则天时期建成后命名为“悯忠寺”，即今法源寺的前身。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征引至少不晚于唐代的《郡国志》说：“蓟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开十门。”宏观看来，自春秋战国，历东汉、北魏以至隋唐，蓟城城址并无迁移。依据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土的唐代墓志、房山石经山的唐代石经题记等材料，当时幽州治所蓟城的“四至”可以推测为：东垣在今烂漫胡同稍偏西，西垣在会城门稍东，南垣约在陶然亭以西的姚家井以北、白纸坊东西街一带，北垣应在头发胡同一线。
在武后归天、唐复国号之后，幽州地区的职官，设置日多，权势日重。其首置者，即为主掌一方军政大权的节度使。而且所管辖的地域范围更为广阔。这对集中军事力量，加强对北边的防卫固然有积极意义，但同时也使中央更难控制幽州形势，从而带来严重后果。
日益强大的节镇军队，如果出于一个忠实于朝廷的将军统帅之下，乃是防卫边地各族侵扰的有效威慑力量，令深居皇宫的帝王高枕无忧。但是，如果这支军队一旦落入心怀异志的武夫手中，则会变成一种可怕的反叛势力，将对唐王朝的安危构成极大威胁。非常不幸的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唐玄宗，却将东北方面的军政大权，交到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少数民族将领手中，而后果，就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
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虽然被平定了，但由此产生的影响是无法忽略的。唐王朝的命运由盛转衰，宦官专权的现象越来越明显，朝官之中的党派之争越来越激烈。在地方上，出现了藩镇林立的诸侯割据局面。在军事上，力量分散，边防力量削弱。民族关系也出现了变化，无论是中央政府镇压叛乱，还是叛乱者攻击朝廷，都借助部分少数民族的军事力量。对于幽州地区而言，中央与幽州之间的密切联系，已经不复存在了。此后的历任幽州节度使，居然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唐中央朝廷中达到安禄山的地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影响可以超过他。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显示出中央与幽州联系在日益疏远，同时也表明幽州的割据、分裂倾向在不断滋长。
（来源：资料来源于《 北京历史文化三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