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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学者中，斯宾诺莎和康德被誉为真正的学者，正直、专注、沉浸在寂寞的清贫生活中，对他们来说，追求知识和真理是人生的全部目的，任何外来或大大小小的阻碍都无法停止前进。
——阅读《康德著作全集》和斯宾诺莎著作的时候，感受到了强大的不可抵御的思想冲击力，那是一种解读社会和人的精神世界过程中所产生的灼热，这种灼热持久地让人的灵魂燃烧起来。是的，没有机会到达海牙和格尼斯堡古城，真的要是能遂了人的意愿，一定会在那高大的陷入紧张思索状态的斯宾诺莎雕像和瘦小却显示出骨的力量的康德雕像面前，献上亲自采摘而来的鲜花编织的花篮，表达满腔的敬意。偶然接触到李颙的著作的时候，竟然同样产生了上述的感觉，于是，千方百计搜集和阅读有关他的资料：三百年前关中大地上的一个异常清晰的布衣学者的形象终于定格在眼前，他身上的浩然正气和刚正品格以及孜孜不倦地研修学术的精神，使人心神大振！
他是继张载、冯从吾之后，又一个关学大儒。
李颙是我国十七中期至十八世纪初期著名的学者，其一生的精力在于专心研究体察程朱理学，特别是发扬光大了王阳明的心学，也可以说，李颙把王阳明的心学推向了极致以至于终结；同时，李颙还继承了自从北宋张载创立以至于延绵元明的关学传统，是当时和黄宗羲、孙奇逢齐名的哲学家。
历史是有自己的选择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不断地在实践的检验中淘汰，而经过历史实践的检验，确实能保留下来的大多是具有生命力的东西。——经过三百多年的历史实践检验，或者说学术嬗变，成为显学的仅仅只有黄宗羲一家而已，孙奇逢和李颙逐渐走入了历史帷幕的深处了……
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学术嬗变史。
但是，不能说走入历史或者学术嬗变史帷幕深处的历史人物或者学术人物就没有重新挖掘的价值了，就丧失了学术研究的价值，而应该是相反：重新挖掘这些历史人物的学术价值，有助于更全面和深刻地认识当时的哲学和文化，有力地还原当时的学术环境和学术现实，帮助我们来认识学术发展规律，也有助于我们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重新整理古典哲学和文化，吸纳其先进的科学的部分，融合于当代的哲学和文化，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益的思想哲学和文化资源。
从这个意义上，认识李颙的学术思想和品格，是很有必要的。
身世志向：天地间第一等人与事
明末清初是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处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极端尖锐的风雨飘摇的急剧的社会变更的历史阶段。李自成农民起义动摇了将近三百年来的大明基业，一路摧枯拉朽势如破竹攻占了北京，崇祯帝自杀标志着明王朝的解体。可是，一直在山海关外虎视眈眈的清军此时长驱直入，农民起义军败走溃散，1644年，大清帝国宣告建国。——面对异族开始其血腥统治的社会现实，人们不得不思考大明究竟是为什么亡国的这个沉重的理论课题。当然，反思是多方面的，除了明代后期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诸如地震、大旱等灾害，还有严重的政治经济以及土地、吏治等问题，终于激发了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酿成了大明王朝的土崩瓦解。不过，这些矛盾都是非常鲜明的存在着的矛盾，更重要内在矛盾根源是什么呢？有的人开始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进行思考，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先进的知识分子，认为是理学的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王阳明的“致良知”的心学，已经丧失了先前进步的思想色彩，片面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逐渐走向禅宗化的道路，学者清谈之风泛滥，于国计民生等实学一窍不通，也就是说，心学越来越脱离了时代和社会实际，也脱离了儒家学说的根本。为此，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提倡实学，力求弃绝虚浮无根的心学，提倡回到程朱理学实际上回到原始的儒家精神上去。
这是一种进步的思想观念。在这一大的思想观念背景下，李颙出现了。李颙的出现是清初思想界的大事件，因为在李颙身上，闪烁着一种别样的思想色彩，而这种思想色彩无疑是当时比较先进的思想亮色。
李颙（1627—1705），字中孚，号二曲。陕西省盩厔县人。他生于明，长于清，其间经历的人生最大变故就是明清政权的易手。就在这个变故之中，李颙失去了父亲。他的父亲是在河南襄城参加对李自成起义军围剿的战斗中阵亡的。此后，李颙和寡母相依为命，过着极其清贫的乡村生活。李颙热爱读书，虽然他的正式学校读书时间只是短短的几天，但是，读书的种子一旦在渴望知识的心田里发芽，便不可遏制地生长起来，以至于成为参天的大树！
李颙在求学过程中，有一次巨大的思想转变。这个思想转变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和思想倾向：十七岁时，李颙读了明代著名理学家冯从吾的文集，受到很大启发。他觉得冯从吾的书不仅使他了解了儒家学说发展的源流，而且使他懂得只有这种学说才有益于个人身心的修养，有益于移风易俗。——从此以后，李颙便一心一意地研究儒家经典及历史著作，并且努力掌握其中的要领。
李颙在读了《尚书》、《易经》之后，读《周钟制义》，见其发理透畅，言及忠孝节义则慷概悲壮，遂流连玩摹，非常赞赏；既而闻周钟失节不终，则气愤不已，感叹到“文人不足信、文名不足重”（《二曲集·历年纪略》），自是绝口不道文艺，厌弃俗学，一意寻求圣贤所以为学之道。
也许绝口不道文艺是李颙为了收束自己的心思，不要旁骛，集中精力致力于儒家经典的研修所采取的一种有点绝对化的治学态度，这样的好处是能提高治学的效率，很快在自己选定的治学选题上有所收获，但是，弃绝文艺却在一定程度上窒息了自己的思维活力。以朱熹为例，他绝不是不涉猎文艺，相反，朱熹的诗虽然大多充满了枯燥的理学理念，却也不少清新活泼的佳作。李颙在周钟身上得到的教训应该是“心性”方面不能臻于“善”，而不是文艺之过。李颙后来在治学上呈现出来的风貌，在理学上确实体味深刻心得独有，可是，治学视野确实不宽也是事实。
当时名震天下的还有王宏撰、李因笃和李柏等人，王氏不但有深厚的经学基础，而且在书画和金石方面的造诣，也是独秀一时的，且为人潇洒，豪迈不羁。李因笃、李柏和李颙齐名，号称“关中三李”，在治学方面却和李颙大不相同，李因笃的音韵学研究，颇得顾炎武看重，其诗的风格大有李白的神韵，为清初著名的诗人之一。而李柏不仅经学精湛，还旁及佛家和道教，给人有飘然云烟之外的感觉。
李颙整日道貌岸然，岩壑很深，殊不近人。不过，治经学日久，所虑均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事，浩荡于内而神思凝重于外，也是人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所呈现出的相貌特征吧。
他潜心钻研《小学》、《近思录》、《程氏遗书》、《朱子大全集》、《九经郝氏解》、《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大学衍义》等儒家典籍，以其有大的收获。读过《春秋公穀左氏》、《性理大全》、《伊洛渊源录》等书，对周、二程、张、朱言行深以为契合，说：
此吾儒正宗，学而不如此，非夫也！
——《二曲集·历年纪略》
在他二十岁的那一年，周至县令樊侯辛对李颙的学识甚为惊叹，为了表彰他，亲自题了一块“大志希贤”的匾挂在李颙家的大门上。这对李颙来说，更加坚定了他专心向儒的决心，也更加激励他刻苦治学。
李颙是通过自学而成为一代卓著的学者的。没有师承的好处是在学术上没有门户之见，思想很少藩篱的束缚，其弊端是治学的道路曲折艰难，不能迅速进入当时社会的学术核心，始终处于边缘地带。李颙读书非常刻苦，其学不博而在于精深。他专注儒家经典，日积月累，不断体悟，他确立的人生追求是：
立志，当做天地间第一项事，当做天地间第一等人，当为前古后今着力担当这一条大担子，自奋自力。
——《二曲集·传心录》
所谓“天地间第一项事”，就是拯救人生，改造社会。因此，成贤成圣，经邦济世，才是李颙的人生向往与追求。据他的弟子骆钟麟记载：
甫弱冠，即以康济为心，尝著《帝学宏纲》、《经筵僭拟》、《经世蠡测》、《时务急着》诸书，其中天德王道，悲天悯人，凡政体所关，靡不规画。
——《二曲集·匡时要务》
这些著作虽以后被他所焚毁，但从这些书目可以看出李颙早年的经世关怀。后来，李颙的思想有了变化，“雅意林泉，无复世念”（同上）。——这表明了李颙此次在治学上逐渐走入陆王心学的道路。
1670年，李颙在母亲三3年丧服期满后，专程去河南襄城，为父亲“招魂”。此时，已经从盩厔县令改任常州知府的挚友兼门人骆钟麟，派人迎请李颙讲学。常州的士绅名儒争相听讲。后来骆钟麟把李讲学的内容汇集起来，名为《匡时要务》。随后，他相继在武进、无锡、江阴、靖江和宜兴等地讲学，所讲内容被记录下来，整理为《两庠汇语》、《锡山语要》、《靖江语要》。
李颙的这些南游讲学，经过门人学生的整理，刊布于世，流传天下。
1672年，李颙返回陕西，次年，受邀担任关中书院教习。
关中书院建立于1609年，由当时的陕西布政使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等人筹建，院址在府治的东南安仁坊一带，由著名学者冯少墟主讲，四方从学之人达四五千人，关中之学蔚为大观。1625年，也就是在李颙出生的前两年，魏忠贤尽毁天下书院，关中书院也毁于阉党王绍徽之手。刚刚复兴起来的关中学风，又遭受到摧残，一蹶不振。
1628年，复建。
1664年，历史已经进入清代，其时陕西巡抚贾汉复檄西安府叶承祧、咸宁知县黄家鼎对书院进行了扩建；1673年，陕西总督鄂善重修。鄂善是一位注重文教事业的地方官吏，他很欣赏李颙的学问，聘李颙主讲关中书院。
李颙相当看重在书院讲学，除了认真梳理自己要开讲的课程，还制定了《关中书院会约》。这也许是李颙南游讲学，于东林书院会讲时候，抽暇仔细读过东林书院的有关规约条文，以昌明学问和促进学生道德修养为目的书院纪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吧。李颙制定的《关中书院会约》非常详细而且实用，且有鲜明的特征。洪琮这样评价道：
二曲先生仰承上台图化民成俗之意，而以学为先，于是述古圣贤教人为学之要，以为具存于经，乃首儒行、次会约，而终以学程揭其条目，俾学者触目惊心，有当于古人铭戒箴规之义焉。
——《二曲集·会约序》
为了激扬学生刻苦专研儒家经籍，李颙愿意学生和他面对面进行质疑问难，他甚至在《会约》里公然标明这一举措，倡导开明的学习风气：
先辈大堂开讲，只统论为学大纲，而质疑晰惑，未必能尽。盖以大堂人士众多，规模宜肃；不肃不足以镇浮嚣，定心志。私寓则相集略少，情易孚，意易契，气味浃洽，得以畅所欲言。吾辈既效法先觉，不可不循其渐次。大堂统论之外，如果真正有志进修，不妨次日枉顾颙庐，从容盘桓，披衷相示。区区窃愿谬竭愚悃，以效曚瞽之诵。
——《二曲集·关中书院会约》
李颙自然学富五车，才华横溢，登台讲学，“德绅名贤、进士举贡、文学子衿之众，环阶席而侍，听者几千人”（《二曲集·行年纪略》），甚至总督鄂善和陕西巡抚阿席熙也前来听讲。 这是关中书院自冯从吾讲学之后的再度复兴。
李颙认为，讲学是很重要的事情，其作用在于：
立人达人，全在讲学；移风易俗，全在讲学；拨乱反正，全在讲学；旋乾转坤，全在讲学。
——《二曲集·匡时要务》
教学相长，此言不虚。李颙南游讲学和关中书院讲学，使得他的学问大进，关中一些学者也慕名前来求教，互相研讨，各有所得。特别是他和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学术交往，李颙精湛的学术、深刻的思想和崇高的德行，得到顾炎武的由衷赞誉。顾炎武流寓华阴，在被誉为“陕西声气领袖”的著名学者、书画金石家王宏撰的帮助下筑庐读书。李颙建议顾炎武借此机会重修云台观朱子祠，顾炎武亲自筹集资金，在当地读书人和老百姓的支持下，朱子祠落成，一向固守“述而不作”的李颙亲笔作了《重修云台观朱子祠记》，认为“斯举所以维风教、正学术”，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李颙淡薄名利，追求完美的道德情操，不为任何外在的东西羁縻自己。康熙十二年，也就是李颙主讲关中书院的三个月前后，总督鄂善以“山林隐逸”举荐入朝，被李顒八次上书以疾力辞；后有诏举“博学鸿儒”，礼部又以“海内真儒”推荐，太史亲到李颙家，一再催逼起身赴京。而李顒对这些诏举极为反感，力辞不就。因为催檄如雨，前来威逼的官吏将李顒连同卧床一并抬往省城，行至南郊雁塔，李顒坚不从命，拔刀自刺，血流如注，全然不顾，无奈，这些清朝官员只好作罢。李顒这种威武不屈的反抗精神，在关中反清志士中，引起了极大反响，以自己的行为，验证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贵品质。——其实，李颙除了不事清廷不为贰臣的坚定信念外，还有一个极大的信念，这就是读书人应该永远持有的高贵气节，也就是他说的：“古之学者，君就则见，君召则不往见，非是自高其身分，道固如是耳”（《二曲集·反身续录》）。这是实质上说明了，李颙看重的不是权柄，而是以“救正人心”为己任的儒生所遵循的“道”，“不受百镒，不受万钟，非其义一毫不以假借”（《同上》）的“安贫乐道”的精神情操，也是李颙长期的道德自修所达到的高度，这是确实不容易的！
正当李颙名震学林如日中天之际，他却突然宣布归隐山林，闭关养病读书，一直到晚年离开人世。期间，1703年，康熙西巡，路经山西，到达陕西，想召见一代大儒李颙，李颙依然称病不见，地方官员多方催逼，只好派遣大儿子李慎言前去接受康熙召见，同时，向康熙奉上自己的著作《二曲集》和《反身录》二书。康熙称赞李颙纯粹的儒学精神，赐匾予以褒扬。李颙把自己闭关养病读书的心得，整理为《垩室录》。
1705年，李颙去世。
李颙一生，是纯粹的书生的一生，几乎整日闭门思过以图自新，努力提升自己的心性道德，不断追求至善至美的人格，质地凛凛端庄，脚跟不移，终于成为一代大儒，实现了自己“做天地间第一项事，当做天地间第一等人，当为前古后今着力担当”的志愿，三百年来尤为人的楷模，实现了儒者最大的宏愿：
主持世道，救正人心者，责不在圣君贤相，即在吾儒。
——《二曲集·四书反身录》
吾人立志发愿，须是砥德砺行，为斯世扶纲常，立人极，使此身为天下大关系之身，庶生不虚生，死不徒死。
——《二曲集·四书反身录》
检点李颙的一生，他似乎近于完成了这个大心愿。
当今之世，需要的依然是这样的心愿，这就是李颙的价值所在呵！
学术核心：悔过自新与明体适用
1656年，李颙经过多年的研习儒家经典，特别是程朱理学，终于提出了自己的治学主张，这就是悔过自新说。
古今名儒倡导道就是者非一：或以“主敬窮理”标宗，或以“先立乎大”标宗，或以“心之精神为圣”标宗，或以“自然”标宗，或以“复性”标宗，或以“致良知”标宗，或以“随处体认标宗”，或以“正修”标宗，或以“知止”标宗，或以“明德”标宗。虽各家宗旨不同，要之总不出“悔过自新”四字，总是开人以悔过自新的门路，但不曾揭出此四字，所以当时讲学，费许多辞说。愚谓不若直提“悔过自新”四字为说，庶当下便有依据，所谓“心不枉用，功不杂施，丹府一粒，点铁成金也。”
——《二曲集·悔过自新说》
李颙认为理学各家虽然标宗不同，但运用的工夫却是一致的，这个工夫就是“悔过自新”。——因为人的本性是“至善无恶，至粹无瑕”的，但因受“气质之性”的剥蚀、迁转，以致丧失了“至善本性”，出现了种种的“过”，甚至沦为“卑鄙乖谬”的小人。因此，人就必须做一番“悔过自新”的工夫，力改“气质之性”所造成的种种“过”。——具体来说，“悔过自新”就是要求人们“加刮磨洗剔之功”，在这里，李颙用擦拭宝镜上的尘土来解释这一功夫：“心也性也，其犹镜乎！镜本明而尘溷之，拂拭所以求明，非便以拂拭为明也”（《二曲集·卷十一·东林书院会语》）。可见，这一工夫的实质就是“惩忿窒欲，遏恶扩善，无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同上）。不断地实践“悔过自新”，就能“存天理，灭人欲”，就能复归人的至善本性。所以，他又说：
杀人须从咽喉处下刀，学问须从肯綮处着力。悔过自新，乃千圣进修要诀，人无志于做人则已，苟真实有志做人，须从此学则不差。
——《二曲集·悔过自新说》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郑重在给《二曲集》作序时才对“悔过自新”作过这样一个评价：
李先生以理学倡关中，以躬行实践为先务，自人伦日常、语默动静，无一不轨于圣贤中正之说，而尤以‘悔过自新’一语，为学者入德之门，建瓴挈纲，发蒙起聩。
——《二曲集·序跋》
骆钟麟也认为李颙之学是“以悔过自新为作圣入门”（《二曲集·卷四十五·历年纪略》）。虽然“悔过自新”是其学术思想的工夫学。但是，在这一学说中也蕴涵着李颙的康济时艰的现实关怀。二曲在《悔过自新说》中指出：
经书垂训，实具修齐治平之理，岂专为一身一心，悔过自新而已乎？
——《二曲集·卷一·悔过自新说》
他又说：
天子能悔过自新，则君极建而天下以之平；诸侯能悔过自新，则侯度贞而国以之治；大夫能悔过自新，则臣道立而家以之齐；士庶人能悔过自新，则德业日隆而身以之修……
——（同上）
由此可见，李颙是在社会群体的意义上提倡“悔过自新”的。这样，就将自己康济时艰的现实关怀含括在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业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樊嶷在给《悔过自新说》作序时才说：
余知李子者，必不以一己之过为‘过’，一己之新为‘新’。“悔过自新”之时义大矣哉！”
——（同上）
这里的“时义”就是二曲从改造人入手改造社会，要求人们通过“悔过”而达到“复其无过之体，而归于日新之路耳”（《二曲集·悔过自新说》）。当然，李颙自己说得更为明白：
或曰：“从上诸宗，皆辞旨精神，直趋圣域，且是以圣贤望人；今吾子此宗，辞旨粗浅，去道迂远，且似有过待人，何不类之甚也？”愚曰：“不然。皎日所以失其照着，浮云蔽之也，云开则日莹矣。吾人所以不得至于圣者，有过累之也，过灭则德醇矣。以此优入圣域，不更直捷简易耶？”疑者曰：“六经、四书，卷帙浩繁，其中精义，难可殚述‘悔过自新’宁足括其微奥也？”殊不知易著“风雷”之象，书垂“不吝”之文，诗歌“维新”之什，春秋微显阐幽，以至于礼之所以陶，乐之所以淑，孔曰“勿惮”，曾曰“其严”，中庸之“寡过”，孟氏之“集义”，无非欲人复其无过之体，而归于日新之路耳。正如素问、青囊，皆前圣已效之方，而傅之以救万事之病，非欲于病除之外，别有所增益也。曰：“经书垂训，实具修齐治平之理，岂专能悔过自新，则侯度贞而国以之治；大夫能悔过自新，则臣道立而家以之齐；士庶人能悔过自新，则德业日隆而身以之修，又何弗包举统摄焉！”
——《二曲集·悔过自新说》
李颙的这段话阐明了自己提出的悔过自新说的内涵，不外乎儒家学说提倡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内圣的主体思想，只不过李颙通过“悔过自新”这个途径来实现儒家的理想。
究竟怎样才能切实做到“悔过自新”呢？或者说，达到“悔过自新”的途径是怎样的呢？郑重在给《二曲集》作序时，是这样理解“悔过自新”的：
“悔过自新”一语，为学者入德之门，建瓴挈纲，发蒙起聩。
——《二曲集·附录四·序跋》
这里的“入德之门”实际就是成贤成圣的关口。如何能成贤成圣呢？李颙要求人们必须立成贤成圣之志：
悔过自新，乃千圣进修要诀，人无志于做人则已，苟真实有志做人，须从此学则不差。
——《二曲集·悔过自新说》
前边说过，李颙的立志的内涵是：“立志，当做天地间第一项事，当做天地间第一等人，当为前古后今着力担当这一条大担子，自奋自力”。因而，做圣人的志向是认识“过”的前提。然而，要认识自己之“过”，还必须做功夫，他认为，在读书人之中讲究这一学说，必须在念虑上体察，如果一念不合于理，就是一种“过”，就要立志用功改“过”，使念虑端正；在未尝学问之人中讲究这一学说，必须先检身“过”，次检心“过”。他说：
过在隐伏，潜而未彰，人于此时最所易忽；且多容养爱护之意，以为鬼神不我觉也。岂知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舜跖人禽，于是乎判，故慎独要焉。
——《二曲集·悔过自新说》
因此，做“悔过”的功夫又是认识“过”的保证。识“过”的目的是改“过”。改“过”须做“加刮磨洗剔之功”：惩忿窒欲，遏恶扩善，无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皆所以养其中也；其见之于外也，足容重，手容恭，头容直，目容端，口容止，气容肃，声容静，立容德，坐如尸，行如蚁，息有养，瞬有存，昼有为，宵有得，动静有考程，皆所以制乎外以养其内也。……喜怒哀乐中节，视听言动复礼，纲常伦理不亏，辞受取与不苟，造次颠沛一致，得失毁誉不动，生死患难如常，无入而不自得。
——《二曲集·悔过自新说》
做到这种功夫，就能“存天理，灭人欲”，就能复归人的至善本性。为了具体说明“悔过自新”，李颙还列举了古今许多有“过”之人，通过“悔过”达到恢复人的至善本性的典型事例，来为大家树立“悔过自新”的榜样，劝勉人们实践“悔过自新”。在李颙的眼里，不论人们以往有何种“过”，只要立志做这种功夫，就能成学，进而成贤成圣。在这个意义上，“悔过自新’就是儒学的“修己”学。
李颙进一步对“悔过自新”阐释道：
我这里论学，却不欲人间讲泛论，只要各人回光返照，自觅各人受病之所在，知有某病，即思自医某病，即此便是入门，便是下手。
——《二曲集·悔过自新说》
各人自觅己“过”，自思改“过’之方，这最易初学，最便下手：最上道理，只在最下修能，不必务高远。说“精微”，谈“道学”，论“性命”，但就日用常行，纲常伦理，极浅极近处做起。
——《二曲集·悔过自新说》
“悔过自新”不是一次便能完成，而是要不断地进行，因为人的“过”即是不会“贰过”，但人毕竟生活在错综复杂的社会里，会受到各种干扰和引诱，也会出现新的“过”，那么，就要针对这个实际，时常保持警惕。李颙强调，“悔过自新”是需要“必悔之又悔，新而又新，以至于尽性至命而后可”（《二曲集·悔过自新说》）。“悔过自新”的根本目的是“诚识本体”，本体在这里是什么呢？本体就是人的先天固有的至善的本性。儒家一直认为人的原初的本性是善的，是纯洁无暇的，之所以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过”，是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外在的或者自身产生的“病”蒙蔽了原初的本性，遮挡住了善的光芒，而“悔过自新”就是要去掉这“病”，恢复人原初的本性：
性，吾自性也；德，吾自得也。我固有之也，曷言乎新?新者，复其故之谓也。
——《二曲集·悔过自新说》
这里的“新”就是“复故”，就是复归人生固有的本来的东西：人也者，禀天地之气以成身，即得天地之理以为性。此性之量，本与天地同其大；此性之灵，本与日月合其明。本至善无恶，至粹无瑕。
——《二曲集·悔过自新说》
李颙认为人的本性“至善无恶，至粹无暇”，那么，人的本性到底是何呢？李颙从另外一个角度继续探讨这个问题，在《学髓》里，他把人的本性更换成“人生本原”这个概念，并以为“人生本原”是一个中空的大圆圈，他说，人生本原的特点是：
无声无臭，不睹不闻。虚而灵，寂而神，量无不包，明无不烛，顺应无不咸宜。
——《二曲集·学髓》
这就是说，作为本体的至善之性是无形象、无声臭的；言其量，则无所不包；言其明，则无所不烛：“虚若太空，明若秋月，寂若夜半，定若山岳”（《二曲集·学髓》）因而，人的本性可以说是“虚明寂定”的：
辟如明镜蔽于尘垢，而光体未尝不在；又如宝珠陷入粪坑，而宝气未尝不存。
——《二曲集·悔过自新说》
人性不仅是常在的，而且是常新的，“辟如日之在天，夕而沉，朝而升，光体不增不损，今无异昨，故能常 新”（《二曲集·悔过自新说》）。——这就是李颙的人性或者人生本原观。为了达到“悔过自新”，李颙提出了“慎独”，即是在别人未见之时尤其要注意默识己失。有意思的是，李颙对“慎独”还做了具体的形式规划：
虚明寂定，鸡鸣平旦，与此相近。起而应事，易于散乱。先坐此神明 昧爽香 一炷以凝之。
斋戒 其德一 静坐 中午香 自朝至午，未免纷于应感，急坐一炷，以续夜气。要务也 戍亥香 日间语默动静，或清浊相乘。须坐一炷以验之，果内外莹澈脱洒不扰否？
李颙解释道：
水澄则珠自现，心澄则性自朗。故必以静坐为基，三炷为程，斋戒为功夫，虚明寂定为本面。静而虚明寂定，是谓“未发之中”；动而虚明寂定，是谓“中节之和”。时时反观，时时体验。一时如此，便是一时的圣人；一日如此，便是一日的圣人；一月如此，便是一月的圣人，终其身常常如此，缉熙不断，则全是圣人，与天为一矣。
——《二曲集·学髓》
这种斋戒静坐的方法，源于孟子的“养气”理论，与理学家的带有神秘性的修持方法是大体一致的，可是，李颙提倡斋戒的用意在于：通过斋戒这个形式来“悔过”，进行心性修养，使人的修持更加有效，以利于“自新”，也就是说通过“慎独”达到“心澄”，也就是达到人性的本原，重新获得性善的目的。
李颙学术的另外一个核心是“明体适用”，这是和他的“悔过自新”有着极其重要的内部勾连和联系，不能孤立地去认识更不能分割开来。
“明体适用”最早见于1656年，骆钟麟对李颙之学以“明体适用”经世实义的表彰，当时“明体适用”只是二曲的一个初步设想；以后又见于康熙八年（1669）二曲的弟子张敦庵录其讲学答语的《体用全学》，此时“明体适用”已成为一个完整的学说；在《盩厔答问》中，李颙对“明体适用”作出了全面的解释：
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秦汉以来，此学不明，醇厚者梏于章句，俊爽者流于浮词，独洛、闽诸大老，始慨然以明体适用为倡，于是遂有道学、俗学之别。
——《二曲集·盩厔答问》
后来，他进一步论述道：
明体适用，乃吾人性分之所不容已，学而不如此，则失其所以为学，便失其所以为人矣。
——《二曲集·四书反身录》
什么是“明体适用“呢？李颙说：
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夫是之谓明体适用。
——《二曲集·盩厔答问》
李颙提倡“明体适用”的真实意图是什么？这是需要认真回答的。在本文的前边说过，大明王朝灭亡之后，相当的知识分子在反思，认为是理学已经丧失了先前的革新气象而堕于空谈心性，不重视形而下的知识、技能的研求，不去追求事功，把理学推向了禅宗化的道路，以至于误国，这个教训是实在惨痛不堪的！所以，他提出“明体适用”，并解释这是程朱理学的核心之一，也是传统的儒学的核心部分。王阳明理学末流之所以走向空谈误国的道路，就在于他们不明白“明体适用”这一核心学说，这是现在应该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的，这也是回归儒家学说的重要的举措。“明体适用”的内涵，李颙是这样回答：
问：何为明体适用？
曰：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夫是之明体适用。明体适用，乃人生性分之所不容己，学焉而昧乎此，即失其所以为人矣！明体而不适用，便是腐儒；适用而不本明体，便是霸儒；既不明体，又不适用，徒灭裂于口耳记诵之末，便是异端。
——《二曲集·盩厔答问》
由此可知，“明体适用”先是“明体”，其次是“适用”。“明体”是指：理学家的心性修养；“适用”是指在此基础上进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做出一番有益国家百姓的事业来。二者是统一的，“明体”必须“适用”，要用“适用”表现出来，而“适用”也必须以“明体”为依据，不能违背这个原则。李颙认为这是一个完善的人所应该依循的立身准则，不能有所偏颇。
1669年，李颙为门人张珥开列的书目即“明体”和“适用”两类：前者的书目是：《象山集》、《阳明集》、《龙溪集》、《近溪集》、《慈湖集》、《白沙集》、《二程全集》、《朱子语类大全》、《吴康斋集》、《薛敬轩集》、《胡敬斋集》、《吕泾野集》、《冯少墟集》等；后者的书目是：《大学衍义》、《衍义补》、《文献通考》、《吕氏实政录》、《衡门芹》、《经世石画》、《经世絜要》、《武备志》、《经世八编》、《资治通鉴纲目大全》、《大明会典》、《历代名臣奏议》、《律令》、《农政全书》、《水利全书》、《泰西水法》、《地理险要》等书。——从以上书目来看，李颙的治学始终是以“明体适用”为旨归。李颙绝非腐儒抑或霸儒和俗儒，而是颇有见地的一代杰出学者，他既强调“明体”又把“适用”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明体”，李颙提倡“悔过自新”的途径，以达到内圣的境界，而“适用”则是落实儒家外王事功，实际上，也就是通过不断修养完善自己的心性，并能对国家对天下负起责任，对百姓建立功业。“明体”是根基，是基础；“适用”是把“明体”外化于实践活动中去。在某种意义上，李颙的“明体适用”是在强调个人只有服务于整个国家服务于整个天下的百姓，才能映照出人性的原初的无暇与纯洁，才能胸怀磊落、心地澄澈，彰显出人性的善。——李颙以此来补救理学末流空谈无根的弊端，无疑是正确的。这也和他的“康济时艰”的远大的人生抱负相一致，并不是整日闭门专注于心灵的修养，而是放眼世界投身社会实践。
李颙的提倡的“明体适用”，在一定意义上是强调把个人的心性修养以及学业进修和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这是对明末以来的理学空谈心性不关心国计民生的虚浮学风的有力纠正，也是继承自从北宋张载开创后经冯少墟等学者弘扬壮大的关学精神的回应。关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强调实学，注意把经学的理论研究和现实社会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不是一味死读经典不知变通的去治学，而是强烈地关注现实生活和关注地方的政治经济建设。例如，张载曾经在自己的故乡横渠一代推行新的“井田制”，力图解决当时农村土地分配严重失调的局面，虽然收效和理想有着一定的距离，但是这种敢于实践，敢于把儒家理想落实在现实生活的求实精神，确实应该予以肯定。蓝田吕氏兄弟，跟随张载求学以图获得自我道德修养和学业的精进，也是善于把儒家的道德思想转化为具体的可以操作的“乡约”，成为规范乡村的个人和群体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要求，促进乡村社会的治理与和谐，收到了极其明显的作用，以至于流传天下，得到后世学者的重视和研究，朱熹对《吕氏乡约》就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并且亲自修订完善和提倡推行，虽然由于社会政权更迭而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至少说明，无论是张载也好，吕氏兄弟也好，还是朱熹也好，他们都力图探索一条把儒家学说和现实社会联系起来的道路，借以推行儒家的政治蓝图和实现儒家理想化的国家乃至天下的社会治理。不过，经过元代，社会历史进入明代的时候，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致力于“致良知”的心性探究，这对其时程朱张扬的繁琐的枝节横出的带有学院色彩的新理学，确实是有力的拨乱反正，其目的在于正本清源，直驱儒家学说的核心——关于自我心性的修养和提升。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出现始料未及的结果——估计王阳明先生也没有设想到自己全力悟出的“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心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心学竟至流落到迹近禅宗化的地步，甚至要对大明王朝的灭亡负起责任来。——李颙在哲学思想上虽然没有逃离王阳明的心学藩篱，但是，李颙也绝不是亦步亦趋地仅仅局限在王阳明的心学之中，他有自己的哲学观点和思想，经过长期的思考和求索，李颙把王阳明心学与关学的最为契合自己的东西抽取出来，从而形成了既强调心性修养的提升又强调康济时艰的面向社会实践的“悔过自新”和“明体适用”思想观点，从而把学术旗帜高悬于自己的门户之上。——这就是李颙学术的核心，也是他对我国哲学思想的贡献！
学术旨归：匡正人心救正天下
斯宾诺莎比李颙晚生了5年，李颙人生谢幕后19年，康德出生了。李颙和这两个哲学家没有任何传承关系，也各有不同的学术背景，然而，有趣的是：李颙与斯宾诺莎、康德却有非常相同的地方。比如，李颙除了东游华山和南游讲学之外，基本上固守地处秦岭北麓的故乡，甚至足不出户；而斯宾诺莎呢，整日在乡村宁静的时光里磨制镜片，这是他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几乎和城市隔绝的生活状态却使斯宾诺莎的大脑更加清醒，思维更有力量；康德一生有过简短的旅游，亦是一直生活、学习和工作在自己的故乡格尼斯堡。李颙治学是不断地向心性开掘，即“致良知”，主要形式是静坐，通过静坐来澄清心性，常常闭关自守，谢绝一切世俗人事干扰；斯宾诺莎的哲学选题迹近于李颙，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特别是伦理学，企图揭示出其中的发展规律；康德则是运用科学的逻辑思维来思考宇宙、自然运行的内部规律，通过每天定时的散步来唤醒或者调节自己的推理和判断，为了排除外界的影响，甚至终生未婚。不同的是：李颙的治学思路是重新诠释儒家的经籍，不再开辟新的学术天地，在对儒家经籍的诠释中发挥自己的学术见解和渗透自己的思想；康德是不断地完成自己的哲学体系，写出了卷帙浩繁的著述。假如李颙没有那么赤诚的门生辑录和整理他的学术观点，也许李颙只在当时的学术界执牛耳而渐次消失在历史的尘雾之中了，可是，康德注重自己的学术成果，其杰出的哲学思想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珍贵精神财富，影响至今不衰。——当然，斯宾诺莎和康德处在遍及整个欧洲的启蒙主义时代，处在工业革命持续上升的时代，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对人本身的认识以及人对整个社会的认识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何况其时科学哲学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些都是斯宾诺莎与康德之所以成为伟大的哲学家的必不可少的学术条件，离开这样的学术条件，估计斯宾诺莎与康德至少还要在黑暗的学术道路上苦苦跋涉，不可能很顺利地成为人类精神的又一座巅峰。
李颙的社会条件和学术条件就差了：我国先秦有过一段“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的黄金时代，各种学术思想和各种学术流派竞相发展，不可讳言的是，自从大秦帝国的诞生，一直到清代灭亡，国家统治者采取的同一手段，对学术的发展不是放而是收，是禁锢，是压迫，是打击迫害，而且在人文学术上只能走诠释儒家经籍的道路，很少原创的思想出现。在如此的学术传统下，特别是清代更是加强了对人文学术思想的钳制，李颙能在陆王理学泛滥的现实学术情况下，坚守自己的精神领地，面对落后的异族统治者以及横行乡里的无赖的无情地摧残和压制，独力保持清纯的道德品质，努力实践“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伟志向，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再说，我国传统的学术一向推崇辩证思维，而极少进行长篇巨制的逻辑论证，其思想空间和学术空间是非常广阔的。由此来看，李颙的哲学思想也确实不能小觑，而应该给予科学的评价。
李颙几乎一生固守故乡，独坐的自己狭小但四壁刷白的“垩室”闭关自守来“悔过自新”，一是澄明心性，去伪存真，反本求源，排除蒙蔽心性的杂物，使自己的心性呈现出最初的善；二是不放过心性的一丝一毫恶的念头，斩草除根，使自己的心性保存澄明的状态；三是反复研修儒家经籍，结合自己“悔过”而提升至“新”的心性来认真体味，在诠释中获得新的思想。这体现在他的《四书反身录》这部不刊之论里边。
非常喜欢读《四书反身录》，那随处如同金矿一般闪烁着思想光芒的精彩话语，给人带来美丽的无穷无尽的欣喜和思索。李颙的论述，没有按照科学哲学要求的那样，从概念到判断到推理，也就省略了枯燥无味的论述语言，而是清新的跃动着不竭的思想活力，况且，在优雅的语言背面还有着广阔无垠的学术田野，这是西方哲学著述难以达到的一种论述思想的文体境界。
欣赏李颙的苦读精神，实质上，他一生乐此不疲的研修儒家经籍，是一种内在的精神的快乐，是一种无法言喻的精神满足。李颙的关于读书治学的论述，确是真正的读书心得，真正的治学格言。
他终生读书不辍，甚至长时间闭关静心“格致”，其著述虽然不多，但其句句着实，字字皆有出处，不是散漫无章任意铺排之作，而是求之于儒家学说，经过自己的反复研修，不知几经斟酌推敲，并验证于自身实践，觉得能站得住脚了，经得起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问难了，这才研磨成章。其《悔过自新说》，就是李颙遍读儒家经籍，特别是王阳明的“贵于改过”，对他形成自己的这一学说有直接的启示。王阳明认为：“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悔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王文成公全书·卷一》）；“一旦脱然洗涤旧染，虽昔为寇盗，今日不害为君子”（《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这些论述，表达了王阳明关于“改过”的教育思想，但是，王阳明并没有把这一思想系统化，更没有提升到李颙的理论高度。由此可见，李颙治学之扎实，和顾炎武相比，应该是同量等级的大师。顾炎武撰写《日知录》，强调无非是字字有来历，而李颙对待自己的文稿，正是以这样的认真态度全力为之。
观览李颙的著作，关于治学的精彩论断犹如春日行山阴道上，令人赏心悦目。仅从他的《四书反身录》，试摘几则：
古人为学之初，便有大志愿、大期许，故学成德就，事业光明俊伟，是以谓之“大人”。今有大志愿、大期许者，不过尊荣极人世之盛，其有彼善于此者，亦不过硁硁自律，以期令闻广誉于天下而已。
学问之要，只在不自欺，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
学者全要涵养性情，若无涵养，必轻喜轻怒，哀乐失节。
凡人学道无成，皆由名根未断，浅之为富贵利达之名；深之为圣贤
君子之名，浅深不同，总之是病。
人之立身，言与行而已。言慎则不招尤，行慎则不招悔，无忧无悔，品始不差，一有玷阙，他长莫赎。
世人多事，多起于争：文人争名，细人争利，勇夫争功，艺人争能，强者争胜，无往不争，则无往非病。君子学不近名，居不谋利，谦以自牧，恬退不伐，夫何所争？惟是见义争为，见不善争改，君子之为君子，如斯而已。
严义利，振纲常，戒空谈，敦实行。
有大学问、大识力、大气骨，方足以当大任、应大变。
不遇盘根错节，无以别利器；不遇重大关头，无以别操守。居恒谈节义，论成败，人孰不能？一遇小小利害，神移色沮，陨其生平者多矣。惟遗大投艰，百折不回，既济厥事，又全所守，非才品兼优之君子，其孰能之？
李颙的这些关于治学的真知灼见以及学者应该负起的责任担当，无不论述得精要确切，而且注意把个人心性修养和治学结合起来，视为一体，体现了他治学与德行互为表里的精神，实际上是把“立人”与“立志”统一起来。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单纯的追求学问，而是要着眼于天下，着眼于“当大任、应大变”，而要有此担当，不只在治学上脚踏实地不解努力，而且更要修炼自己的品行，具体而言，就是“严义利，振纲常”，自觉地维护社会的政治秩序和人伦道德，因此，治学一定要“戒空谈，敦实行”，换句话说，强调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治学方法。其实，这也是清初的先进的知识分子鄙夷理学末流的一味空谈、“游学无根”，大力提倡“实学”的学风相关联。——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优秀的学术大师，无不从自身做起，行为世范，力避理学末流的种种弊端，开辟了注重考据的汉学新学风，为康乾学术的兴盛奠基了良好的基础。李颙虽然不屑于“字句”，然而，他却从治学的思想路径上倾向于把社会实践当做检验学术的标准，这是对前人治学的一个很大的超越。
李颙反对张扬，认为真正的读书人无不是专心向学心无旁骛，借助《易》的精神，来说明学者应该性格沉潜，意守一处，他说：“潜龙以不见成德”（《二曲集·四书反身录》）。读书，不仅要理解字句的内涵，还要善于体会字句之外作者的思想观点和人生倾向，例如，读《论语·为政》：“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段话本是孔子的自述，可是，李颙却从这段话里，解出另外的含义：“此章真夫子一生年谱也。自叙进学次第，绝口不及官阀履历、事业删述，可见圣人一生所重，惟在于学，所学惟在于心，他非所与焉”（《二曲集·四书反身录》），给人豁然一新的感觉，更加坚定了学者治学的信念，当然，从另外的角度树立了孔子的高大形象，给人以榜样。对于学者的著述，李颙认为：“圣贤著述，原为明道；今人著述，不过博名”（《二曲集·四书反身录》）。在他看来，圣贤已经把天下的道理说得很透彻了，今天学习只是修养自己的心性和致力实践落实而已，不必要再徒费笔墨另外著述，若是著述，则不过是在名利之心的驱使下“博名”罢了。——李颙很少著述，大抵出自这种观念，也是自己学必笃行的体现。治学以圣贤之书为本，努力钻研专心研修，力求在整体上把握他们的思想，然后，贯彻于社会实践，此中那里需要自己发挥著述，徒费光阴。这里，至少有三点意思：其一，著述是乃圣贤所为；其二，著述的目的在于明道；其三，现在的一般读书人达不到圣贤的境界，却要著述，是名利之根未断，目的是哗众取宠。——明代社会，由于工商业在一些大的城市快速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孳生，而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追逐极大的利益，这势必影响到社会生活中去。一些读书人坐不住冷板凳了，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文化资源，企图转化为商品，从中牟利。一些迎合市民阶层的底层次阅读需要，早把著述是圣贤为了明道的使命丢弃不顾，炮制出一大批目的在于获取利益的充满色情肉欲的“著述”，败坏了社会风气，侵蚀了人们的心灵，受到广大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的抵制反对。尽管李颙所处的社会现实已经改变，清朝的顺治、康熙年间，在文化上尚未大开“文字狱”，民间还流传着不少这样的违背圣贤“明道”的图书，使李颙深痛恶绝，联系李颙一生不去涉猎文艺的态度，故有此种言论，不足为奇。反而，从此可以看出：李颙强调读书“严义利、振纲常”确实是身体力行，细枝末叶也绝不敷衍。
书读得多了，人的综合素质在不知不觉间得到显著的提升自不待言，就是心灵也越来越积淀了无尽的美，势必改变读书人的气质甚至容貌，而优秀的崇高的或者按照李颙的话来说就是心性也常常呈现出原初的善，这就是读书的益处。这益处也必然通过自己的行为言辞甚至神情表露在外，其实，这是读书提升了德行或者说心性之后的表现，所以，可以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容貌辞气，德之符也”（《二曲集·四书反身录》）。——当然，读书人不能仅靠读书来端正自己，就是在平日里也应该：“持身须是严整而浑厚，简易而精明”（《二曲集·四书反身录》）。李颙是说到夜做了在他看来是读书人应该恪守的东西，整日不苟言笑，容貌整肃，行为中规中矩。
在汉学与宋学尚未形成明显的流派态势的时际，李颙的治学还是偏向于宋学，早岁他曾经涉猎过佛学和老庄，可是，后来却一心一意研修儒家经籍，几乎避而不谈佛学和老庄，一定程度上跳出王阳明的心学，专心只治儒家经籍，令人困惑的是：既然在平日讲学和著述中不带佛学和老庄色彩，且注重实学，力避心学之弊端，那么，就应该像后来的汉学家一样，在“两汉经学”上下功夫，然而，对此，李颙却没有突出的治学行为。这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李颙在学术上不立门户，不标榜自己，只是默默耕耘，有多少体味就说多少体味，既然说出，便是真知灼见，足以打动人心，起到修养心性的作用。——质而言之，李颙的这种学风，正是关中学者共同的治学特点，他们认为；“天下治乱，由于人心之斜正”（《二曲集·匡时要务》），所以，若欲救世，须先匡正人心，这是学者的历史责任。匡正人心的方法就是讲明学术，“人心斜正，由于学术之悔明”，“故学术明则正人盛，正人盛则世道隆，此明学术所以为匡时救世第一要务也（《二曲集·匡时要务》）。——这是为学的出发点。这也成为李颙这些关中学者判别学术好坏高低的核心标准。有益于“匡时救世”的学术就是应该坚持的学术，这种取舍学术的态度确实是“为我所用”不问来处的，因之，李颙他们并不全盘否定什么，也不全盘肯定什么，只要是精华和优长的地方就吸纳进来，以成就自己的学术，达到救正人心继而救正世道的治学目的。
李颙的学术特征，具体分析，是：
1. 以程朱为依据，不脱心学的藩篱，力图回归孔孟的学说。
2. 坚持张载的“气本”特色的唯物主义观点。
3. 提倡“悔过自新”与“明体适用”的学术方法，继承和发扬了以“实学”为核心的关学精神。
4. 强调匡正人心，目的在于救正天下。
5. 坚持“性本善”的观点，讲究闭关自守和通过静坐以澄明心性。
6. 身体力行，言行一致。
7. 不涉佛学以及老庄，也绝口不谈玄学与阴阳五行学说；也不涉猎文艺。
8. 坚持以“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
9. 兼采各个学术派别的优长来充实自己的学术体系。
10. 志向高远，胸怀天下，以“四为”为治学旨归。
当然，严格说李颙的学术体系是无法和基本和他处于相同的历史年代的西方思想家和哲学家比较的，因为中西的学术传统和思维路径有别，更何况西方国家率先进入工业革命时代，无论是社会进步的要求和要解决的社会理论问题还是学术的出发点，都具有极大的距离，只能说，斯宾诺莎也好，康德也好，还是李颙也好，他们在学术的道路上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达到了那个历史阶段各自不同学术背景下的精神高度。
话说回来。
关中乃天下腹地，山高水长，人性刚正；经济发达，文化昌明，且为十三朝故都，得风气之先，聚天下精英，其精神遗产异常丰厚。特别是周代一直到宋代，是天下文化学术中心，学人辈出，明清又有复兴之象，李颙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今天研究李颙的学术思想，对当代陕西乃至整个民族学术文化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秦甸山河半域中，
精英孕育古今同。
古来贤杰知多少，
何代无人振素风。
哲人邵雍真了不起，他一眼望穿了厚厚的历史云烟，看到陕西不仅山河雄壮雄踞天下而且学术薪火不灭代有传人，且厚积薄发而生命茁壮，于是，便在和张载的诗里半是羡慕半是预言地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诚哉斯言，诚哉斯言！
柏峰，陕西蒲城人。著有多种文学理论专著、散文集。曾获全国及省级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